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目录（部分）

　　1、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葬具，为儿童瓮棺的棺盖。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上涂成黑色，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嘴旁、耳旁各有相对的两条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人面鱼纹则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鱼是丰产的象征，表达了原始居民祈求丰产、种族繁衍的愿望。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巫师“珥两蛇”的记载，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2、中国上古陶器的巅峰之作——蛋壳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1975年山东日照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蛋壳陶是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展览选择的这件“蛋壳黑陶高柄杯”是其中的巅峰之作。此杯上部为宽口沿的杯身；中部为柄，柄两端细，中间圆鼓中空，有透雕，好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下部是覆盆状底座。杯和柄分别轮制后粘接而成。整体形态纤巧细致，雅致高贵，器身光洁细密，光泽如镜，非常规整，是当时最高级的一种饮酒器。这种陶器对于制作和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新石器时代，探索其烧制技术仍然是一个谜团。
　　因胎壁薄如卵衣，故名“蛋壳陶”。它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颠（巅）峰之作”。


　　3、玉琮王

　　这是迄今出土体积最大、纹饰最繁缛的一件玉琮，被誉为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4、太阳神鸟金饰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金沙遗址。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有学者认为该器再现了《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这与同属于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了其一脉相承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除了代表4鸟负日之外，还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从全国一千多件候选标志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5、史墙盘

　　西周恭王时期（公元前922～前900年）
　　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
　　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
　　西周恭王时史官墙所作的礼器。盘，盥洗器，与匜配合使用。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使用四言句式，与《诗经》句式相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至穆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微氏家族的祖先是商代之遗民，武王灭商后降周，后世代为史官，成为周王腹心之臣。铭文中的“雩武王□殷，微史刺祖迺来见武王”，与文献所载武王灭微子启降周，并使其子来见周武王的史料印证。周王朝对商遗民的怀柔政策，成为周王朝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6、虢（guó）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2年）
　　传陕西宝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虢季子白盘是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重器。盘是盥洗器。内底有铭文111字，记载虢季子白征伐北方民族的一次战争，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周王为其设宴庆功，虢季子白作盘以为纪念。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文王之弟虢叔始封宝鸡，后东迁三门峡地域，虢季子白就是虢氏家族成员。宝鸡市东南是丰镐的西大门，三门峡境内有交通要塞函谷关和必经要津“茅津渡”，对于周王室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虢季子白的军功和虢氏家族所居之地看，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确实起到了“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


　　7、蔡侯铜方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壶为酒器，也可作水器。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颈部两面有兽耳衔环，底有四兽承托，相互应合，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兽的形像（象）生动，底部四兽作昂首吐舌，似乎难以承受压在身上的重量。有铭文6字，记载为蔡侯之器。此壶形体高大，装饰华丽，为春秋青铜艺术珍品。出土此器的墓为蔡昭侯墓，也叫蔡侯申，是蔡国第20个国君。蔡国是武王灭商后，封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县）而立。到蔡昭侯时为躲避楚的攻击，于公元前493年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寿县，时称下蔡），后为楚所灭。

　　
　　8、太阳神纹石刻

　　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约公元前5800～前4700年)
　　1998年秭归东门头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件“太阳神纹石刻”出土于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城背溪文化作为构成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类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而在其文化圈内发现的这件“太阳神”石雕像被推断为是农耕文化特别是稻作文明以太阳为图腾的重要佐证。石雕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一位身躯修长、双手下垂、双足分立的人，头上方顶着刻有23条光芒的太阳，腰部两侧的圆点似行星在宇宙中运行。
　　被认为是自然界造物者的太阳，具有无比崇高地位，因此在早期文化中有各种纹饰和图案来表现这样一种观念。而这件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神”石雕像，其意义更是非凡。


　　9、铜偶方彝

　　商代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彝为容酒器，因形似两件方彝联成一体，故称偶方彝。通体以云雷纹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饕餮（tāotiè）、鸱鸮（chī xiāo）、夔（kuí）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在器体的长侧边缘口沿，各有七个缺口，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而设计的。四面斜坡状器盖，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器底铭“妇好”二字。整个器型的构造颇像中国古代建筑中斗拱的雏形，因此被誉为商代建筑宫殿的缩影。目前所见商代方彝中仅此一件偶方彝。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其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整器看上去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是商代宫殿建筑的缩影。


　　10、官窑贯耳青瓷瓶

　　南宋（1127～127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后，先后在修内司和郊坛下设官窑，以供朝廷所需，分别称为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两个窑址分别在今杭州市凤凰山下的老虎洞和乌龟山找到。器型多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修内司官窑是宋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其官窑的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
　　这件南宋官窑贯耳瓶即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端庄典雅，胎薄体轻，釉质肥厚光润如玉，开片如“蟹爪纹”。口沿及棱角处因釉较薄而露出胎色。南宋官窑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

　　
　　11、龙凤形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墓葬出土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藏
　　此龙凤形玉佩共有两件，出土时分别置于人体盆骨的左右，显然是主人佩戴的成组玉佩中的一件。《礼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受礼教的渗透，导致佩玉风行，玉也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此玉龙注重造型的变化和神态的表现，使弯曲盘绕的身躯充满活泼的气息和强烈的动感。龙凤组合浑然一体，体现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表达了人们期望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望。琢制工艺显得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精湛的琢玉技术和昂扬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了战国时代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12、高级铠甲将军陶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77年陕西西安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
　　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1977年陕西西安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藏
　　泥质灰陶。秦代将军头戴鹖冠，鹖为一种雉鸟，性好斗，至死不却，将军戴此冠，以示英勇。身穿鱼鳞盔甲，胸前、背后、双肩皆有花结，显示了等级的尊贵；面容严肃，气质威武，神态镇定自若，俨然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将。《管子?论将》要求将军要“总文武者”，“兼刚柔者”。此俑的神态与气质已经具备了有文有武的素质、刚柔兼备的性格。一号坑出土5000余件兵马俑，秦代雕塑艺术家塑造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官兵形象，而气度非凡的高级铠甲将军陶俑仅发现7个，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壮观场面。


　　13、T形帛画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为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使此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画面所描绘的内容自上而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绘有人首蛇身的蛟龙、金乌、蟾蜍和玉兔、奔月的嫦娥等天国的神话传说。金乌指代太阳，所谓“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即指此；人间部分绘有墓主人辛追在3个侍女的陪同下，正在飞升天国的路上，以及家人在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场面；地下部分画着神话中的鳌鱼和异兽守卫死者的灵魂。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其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但也有人认为是“招魂以复魄”，使死者安土。
　　帛画的保存难度很大，为了防止文物的自然损坏，采取消毒去污、防虫防霉和加固保护等现代科学和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保护，展出过程中尽量创造一个“恒温、恒湿、相对无菌”环境，为了保护这件国宝级文物，不仅设计了特制的展柜，还将展柜内充满了氮气，对灯光、温湿度也作了严格的设置。


　　14、金缕玉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94—1995年江苏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藏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全部用新疆和阗白玉、青玉组成，包括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罩、左右脚罩等十余部件，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玉衣是必需的丧葬品，因为汉人相信金玉可以保持尸体不朽。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而此件玉衣的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之子。刘交深受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宠信，致使其几个儿子贵比皇子，故刘郢客死时能穿金缕玉衣。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15、错金银牛形铜灯

　　东汉（25～220年）
　　1980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精美的牛形铜灯，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

　　
　　16、铜摇钱树

　　东汉（25～220年）
　　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四川省绵阳博物馆藏
　　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以铜管作树干，插在浮雕天绿、辟邪纹的陶座上，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套管上，树顶一人正将玉兔捣成的不死“神丸”置于雀嘴，树枝上满布铜钱，树叶上还饰有西王母长生不老神仙故事及乐舞杂技者形象。树叶婆娑，满布铜钱，似乎只要摇动树干，铜钱就会哗哗坠落，故名为“摇钱树”。摇钱树在东汉的墓葬中常有出土，人们在树上挂满铜钱，塑造神仙故事，祈盼它能像果实那样可以不断地“开花结果”，希望能像神仙一般长生不死。“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墓中随葬摇钱树，表达了汉人渴求财富的愿望。


　　17、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25～220年）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说唱”作为中国曲艺的重要表现形式，源于何时并无确切史料可引，但从这件“说唱击鼓俑”上可以寻到一丝线索。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
　　这件陶俑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蹲坐在地面上，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右腿扬起，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执鼓槌作敲击状。俑人嘴部张开，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汉代这种说唱艺术称为“俳（音排）优”，史书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俳优侏儒，倡乐可狎（xiá）玩者也。”在汉代，往往以身材矮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陶俑虽为手工捏塑而成，但其神态生动、鲜活逼真，雕塑家对于生活细节的捕捉非常到位，并借用夸张得手法是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更加使观者具有相同的感染力，它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

　　18、慈善之美——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550－ 577年）
　　通高60厘米
　　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藏
　　菩萨头戴花冠，慈眉善目，表情庄重，脑后有圆形头光。内着金边僧祗支（一种长方形衣片，意思为覆膊衣或掩腋衣），下着红色长裙，长长的帔帛下垂而飘逸，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菩萨衣纹雕刻简洁，没有花冠、顶圈、璎珞、手镯之类的细致装饰，但依然显出其丰满俊秀、雍容典雅的气质；面部流露出隐约愉悦的微笑，充满了慈善之美。菩萨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所穿金边“僧衹支”，又源自于热带、亚热带人的贴身便衣。这种造像既带有印度笈多佛教的风格特征，又有明显的中国化痕迹。


　　19、三彩双龙耳瓶

　　唐(618～907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两个对称的双龙衔住瓶口为柄，造型优美高雅，制作相当精致。这种器型是在晋朝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西域胡瓶的特点，始见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当时自铭“传瓶”，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巩县窑烧制双螭瓶的重要产地之一。陶瓷器上的龙多为雕塑龙，而龙的地位因象征皇帝而日益尊贵，当时宫廷有严格规定，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准用龙纹作装饰。这件三彩双龙耳瓶器型端正，保存完好，属唐代三彩瓷器的精美之作。 
唐三彩多见于陪葬明器，极少有使用品。由于它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经过约800摄氏度的温度烧制，属于低温烧制，其成本和烧造难度远远低于瓷器。另一方面唐代盛行厚葬。因此三彩陶器也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唐朝作为一个开放度及高的帝国，其物品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唐三彩左右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成为唐朝重要对外输出品。


　　20、纸本欧阳询《梦奠帖》

　　唐（618～907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
　　《梦奠帖》共9行78字，内容为书写史事，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公元557-641年)所作。《梦奠帖》保存南宋“绍兴装”，后有元代郭天锡、赵孟頫诸家跋，阐明此帖与当时其他欧书作品笔意一致。郭天锡说到，“此本劲崄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书第一书也。” 此帖用墨淡而不浓，且是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带清晰，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为欧阳询晚年所书。 欧阳询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该帖堪称大家的经典之作。


　　21、绢本设色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宋（960～1279年）
　　传世品
　　辽宁省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绘画名作（该图为宋摹本），是以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甄城所作；亦作《感甄赋》，甄通鄄，但也有人认为其写作牵涉到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该图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对人物心理刻划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东晋中国绘画的新发展。图中人物画的线描如“春蚕吐丝”，后人称这种技法为“高古游丝描”， 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后世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已知的有两幅宋朝人临摹的《洛神赋》。其中一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幅被末代皇帝溥仪卷逃到东北，日本投降后散落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