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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粟裕因三次“擅權”受軍委批評內幕【3】

2012年11月19日10:48    來源:人民網    手機看新聞
周恩來看到電報后,電話上問彭德懷,彭說不知此事,已告陳賡,要南京軍區暫停准備,聽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請示后再定。集訓結束后,皮定鈞回福建前,請示當前作戰問題,粟裕於18日主持會議下達了前述指令。

忽略外事紀律

涉外無小事。國家公職人員在外事場合,片言碎語,喜、慍、嚴肅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場等行為,都體現國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權高度集中於國家最高執政者,是國際通例。

195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活動期間,除毛澤東率高規格代表團出席外,中國還派出了規格最高的軍事代表團,彭德懷、葉劍英領隊,成員是各總部、各軍兵種-把手。代表團此行任務是顯示中蘇兩國軍隊親密友好團結合作,在國際上造聲勢。沒有商談實質性問題任務。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核技術、導彈反常規武器裝備的高技術樣品、資料,滿足了中方要求。彭、葉率代表團到蘇聯各地參觀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預定日程,中蘇兩軍領導人對口會見,但僅限於禮儀性質,除增加友好氣氛外,不談實質性問題。粟裕總參謀長同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元帥會面時,粟裕先說到蘇聯參觀學習了許多新東西,感謝蘇軍在多方面對中國軍隊建設的幫助。

粟裕接著說:“今天向索元帥還有一個請求,就是不知道蘇軍有沒有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給我們一份。因我們那兒國防部和總參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的職責不太明確,我們總參謀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東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問題,現在總軍械部也由總參管了,這樣發展下去,總參的工作越來越多了,國防部隻剩下辦公廳,也就是蕭向榮他們了。我們不太知道哪些工作應由國防部來管,哪些應由總參來管。”

索元帥回答說:“提出的問題本身是不正確的。因為總參和國防部之間沒有什麼分工問題,是隸屬關系。總參謀部屬於國防部系統的,也就是說,它隸屬於國防部。”

粟裕說:“這一點我們是明確的,我是想請索元帥能否給我們一份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我們帶回去可以作為參考,進行研究,或者通過顧問也可以。”

索元帥說:“顧問團沒有這麼大的權限,現在我口頭講,請翻譯記錄就可以。”接著索講了蘇軍總參隸屬於國防部,受國防部領導。國防部的諸項任務﹔國防部下屬的軍種司令部及總參、總政、后勤等單位。總參應負責大的工作事項,總參謀部下屬業務部門等。

粟裕說,“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是以蘇軍為榜樣的,我們是向蘇軍學習”。最后粟向索贈送禮品。會面結束。

國與國之間,一方向另一方請其提供財、物、文獻資料,另一方給子與否,都須經國家最高執政人決定。毛澤東想了解蘇共中央組織機構情況,沒有通過中聯部向蘇共對外聯絡部提出,而是於]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電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即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為此,我們要張聞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談話,以便使他了解聯共(布)中央在這方面的經驗。請你允許張聞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蘇聯同志作這樣的談話,不勝感謝。毛澤東-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時毛致電張聞天大使:“我們對於聯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個機構的組成,職權和關系還不清楚,我們想了解聯共(布)中央這三個組織機構的經驗作為我們建立中央機構的參考,請你去找馬林科夫同志或聯共(布)中央其他負責同志作一些談話,在談話中,請你問明這三個機構的性質、任務、組織成分,職權、工作會議和他們相互之間的相互關系,各共和國和直屬州的黨機構等,以及你認為需要了解的事項,然后向中央作一報告。”

中國國防部是國務院下屬機構。中方想了解蘇聯國防部職責權限,最低應由周恩來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相當總理)提出。事先必須經毛澤東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國,未經請示,向蘇方索取國防部職責資料,是有違外事紀律的。

粟裕任總參謀長半年后即提出劃分國防部與總參職權。彭德懷出於對粟的尊重,告他擬個方案文件,據說五易其稿,始終未批准。按理事程序,這種文件應先提交軍委辦公會議討論,提出處理意見報毛澤東審批,但從未列入會議文件。對粟裕這樣高級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懷自不敢對毛澤東封鎖,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會議,同毛澤東見面機會多,倘制訂這種文件,不能沒有其他七個總部,事實上又難以制訂,拖了下來。粟裕自1955年3月提議一直未能實現,兩年后到莫斯科向蘇方要文件資料,借此向軍委提出仍要制訂劃分職權文件。陳毅在軍委擴大會上說粟裕“爭權利,跑到外國去找點根據”。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屬幾個部長談1958年工作計劃會議上,說“我們要爭權”不是爭個人的權,而是工作范圍內責任。這無疑是粟裕兩年多來執著於同國防部劃分職權的初衷。

粟裕向蘇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這個問題本身是不正確的。”這使索帥心目中對中國軍隊參謀長不會感到欽佩,而且要把記錄上報蘇共中央。索帥拒絕提供書面文件,是他無權。報赫魯曉夫后,赫按國際外交慣例推斷,既然是粟裕這樣高級領導人提出,當必事先已經毛澤東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關系,提供可能有保密問題,最后終於在1958年3月向中國提供了一份職責文件。索帥口頭講了國防部和總參謀部應承擔哪些任務和下屬單位,粟裕說:“這些我們都知道。”但索帥沒有講下達這些任務的批准權限,很明顯,蘇軍總參執行工作任務的批准權也在蘇共中央。回國后,葉劍英在一次會上說:“國防部和總參上下級,不發生什麼關系問題,在莫斯科已經碰了釘子。索科洛夫斯基談就是領導關系。”

(責任編輯:溫璐、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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