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文件精神討論了統一戰線方針與軍事行動計劃問題。根據討論情況可知，中共中央這時以“聯俄聯共”為分水嶺，把國民黨區分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兩大類，仍舊把閻錫山歸為“民族反革命”一類。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馮玉祥、閻錫山等為“民族反革命派”，“堅持反革命立場”，“反對聯俄聯共”。分析也承認，這一派內部也並不統一，沒有口號，有些甚至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戰線”。
除此之外，一切“聯俄聯共”者，均可視為“民族革命派”。但他們中間仍可分為三類，右翼不用說，“與蔣無嚴重區別”，重要的是中間力量，張學良就屬於這一派。分析認為，這一派反對日本殖民政策，主張聯俄聯共，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但是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義者，都不相信中國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
由此可知，一方面由於張學良前此談話中不主張反蔣，一方面也因為張學良、馬佔山、蔡廷鍇等軍事領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這時對張學良的評價還並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來，自己真正的同盟者應當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這就是以宋慶齡為代表的軍隊中下層、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勢力，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故“此為我們與反革命爭奪的中心”。
至於如何有效地爭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認識很一致：第一，必須要高舉抗日的旗幟﹔第二，必須要高舉聯蘇的旗幟。
當然，對於這時的東征抗日問題，毛澤東也作了專門的解釋，說明我們提出“全國紅軍集中河北”的口號，並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尋日本人開戰。他指出：紅軍固然不怕與日本作戰，也不必等到數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終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非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不可”。在目前這種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下，沒有蘇聯的援助和參加，僅靠紅軍的力量直接對日作戰是不可能的。要想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首先必須實現“紅軍與蘇聯接近，蘇區與蘇聯打成一片”。故東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線”，“唯一的任務是取消賣國賊的資本，並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的根據地，為聯蘇抗日做准備。
李克農這時也趕到山西石樓，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毛澤東上述的談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針對張學良的一些說法講的。把張學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類，反映出共產黨人已經明確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時又不滿意他革命的不徹底和不堅定。但無論如何，中共中央這時已經把張學良確定為“革命派”，對他和東北軍的政策自然與對“反革命派”蔣介石的政策截然兩樣。
因此，紅軍對東北軍，特別是與王以哲的67軍，這時已經建立起十分密切的關系。被困數月之久的甘泉守軍，在紅軍的引導下，終於實現了久已渴望的換防。王以哲電告膚施（延安）2000名守軍糧草缺乏，毛澤東等立即致電中共陝甘省蘇維埃“擴大群眾賣糧草運動，盡量供給”，並電王可從鄜、洛大道送糧往膚施，“敝方沿途保護，不成問題”。於是，幾天后，100余馱給養就順利地從洛川運送到了延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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