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林育英為傳達共產國際的關於“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外蒙輾轉來到陝北蘇區，讓中共中央得知了一個既令人吃驚又讓人振奮的重要信息。這就是斯大林的建議：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斯大林同意中國紅軍在可能的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其渴望得到蘇聯援助，但又對打通蘇聯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極度興奮的消息。中共中央這時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當即於11月20日和25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此時在黨內負責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張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迅速准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
這時的陝北蘇區，嚴格說來，其實隻有安塞、保安、瓦窯堡三個縣的中心區，其余都是與敵犬牙交錯的游擊區，並且陝北甘北地區地薄人稀，對於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條件的紅軍來說，物質條件可謂相當困難。況且不論東北軍、十七路軍等戰力如何，其部隊畢竟源源而來，加上有消息稱張學良等部也已開始仿照國民黨中央軍在南方的戰法，在蘇區周圍地區修筑堡壘，有重新推行“堡壘主義”的企圖。張聞天等對長期堅持陝北根據地自然不十分樂觀。他們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經批准，迅速取得蘇聯援助將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此舉對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較之繼續堅持陝北根據地，無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
但作為軍事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另外的看法。他們顯然對紅軍突破臘子口以后人數銳減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極其重視前此長途跋涉給部隊帶來的嚴重損害，更加看重根據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他們對當前的戰爭前途十分樂觀，故毛澤東明確認為，目前最緊要的是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仍應堅持他前此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紅軍下一步軍事行動的主張，即“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澤東在12月1日給張聞天的復信中明白解釋了這個問題：
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
要用4個月的時間完成擴軍１萬人的任務，就此時的情況而言，也許並不十分困難，但要想在6個月之內把陝北蘇區擴大到山西、綏遠，接通外蒙，卻頗難想象。僅為了保衛陝北蘇區一地，紅軍就要應付大約2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再加上山西閻錫山部、綏遠傅作義部的十幾萬人，它即使擴大一倍，達到3萬人之眾，要對付數十倍於己的敵人，保衛如此之長的防線，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想象的。然而毛澤東卻敢於如此設想。
促使毛澤東有如此大膽設想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北方的這些國民黨雜牌軍不經打，並且紅軍竊聽電話和破譯電報工作相當成功，對於敵人軍事行動部署幾乎了如指掌﹔二是邊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軍連遭重創之后，明顯地更加動搖和畏縮，並且正在通過各種方式表示不想與紅軍作戰。這說明紅軍完全可以通過統戰策略分化各路敵軍，使相當部分國民黨軍隊與紅軍結成秘密的統一戰線，至少在戰爭中保持中立。
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過成功的嘗試。可是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統一戰線的政策也隨之取消了。在紅軍抵抗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歷次戰爭中，紅軍曾有過許多機會可以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來瓦解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最典型的是1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那一次。當時，中共南方各個根據地已經先后陷落，江西中央蘇區也處於嚴重危機關頭。而這時，在江西中央蘇區東方戰線上的國民黨主力第十九路軍突然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為此，他們主動與紅軍聯合，雙方也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合作協定。一旦雙方真正聯起手來，國民黨軍對江西蘇區之圍自然容易被化解掉，南京政府要再度組織新的圍剿將困難百倍。然而，中共中央這時卻拘泥於共產國際前此的指示，拒第十九路軍於千裡之外，終使十九路軍與紅軍為國民黨各個擊破，江西蘇區也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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