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

一、雙重效率增益與走出“負帕累托”(1)

2009年03月17日16:25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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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奇跡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進程,如果按通常的說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歷整整30年。而鄧小平曾經有個說法: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從個人角度講,鄧小平這樣說有其道理。因為1975、1978這兩個年份都是他復出掌舵之年。而從實際歷史進程來講,這個說法也有相當的邏輯根據,因為這兩個年份都是擺脫“文革”的標志年:1975年是在毛澤東還在世但已漸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但被毛澤東最后否定。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鄧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氣候下終於戰勝堅持毛澤東路線的“凡是派”,使中國真正擺脫了“文革”。所謂改革在其原初意義上就是擺脫“文革”,因此無論以1975年還是以1978年劃線,應當都沒有什麼問題(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yd_l_019.htm,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

  但是“擺脫‘文革’”並不等於走向市場經濟,尤其1975年的“整頓”實際上強調的是恢復計劃秩序,向如今被認為是“蘇聯模式”而“文革”時期被譴責為“修正主義”的那一套靠攏,而根本與市場化背道而馳。人們應當記得,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后很長時間,像溫州那樣在“文革”的混亂中自發出現的市場化苗頭,那時都是被當做“四人幫”統治的惡果而受到嚴厲譴責並成為“整頓”對象的。

  而另一方面,“擺脫文革”又決不僅僅是擺脫1966-1976那十年,因為按照薄一波回憶錄的敘述,實際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長制、實行政工治廠后,“蘇聯那一套”就在中國吃不開了。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雖然都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其體制,尤其是經濟體制還是頗有區別。在工業方面,這種區別從1956年中國批判“一長制”開始凸顯,到“大躍進”時代出現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制的稱呼)對立的“鞍鋼憲法”,直到后來長期、全面的“反修”。實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純個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說還有所謂路線的分歧的話,那幾乎就是“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還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或者說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隻講“政治經濟學”還是多少講點“計劃科學”的區別。

  眾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並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余年間不斷的“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寧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的計劃經濟傾向。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一點“反市場”色彩外,其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制”與“管卡壓”、取消所謂“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制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並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只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優勢是主流。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裡,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有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年-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復”嘗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被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頁)。

  這一切造成了中國與東歐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后的農民國家裡發生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此前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轟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余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負責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挂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隻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數理經濟學或曰“計劃科學”已經是主流﹔中國的“小而全”、山頭經濟和“三邊工程”與蘇聯的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當然,再“理性”的計劃經濟,雖然可以做到運籌學與線性規劃下投入產出函數的“最優化”,卻無法適應每個人千變萬化的消費偏好﹔雖然可以做到靜態的“計劃均衡”,在極端的“分配經濟”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場試錯過程中難免的過剩與不足交相波動,但卻無法擁有動態均衡的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創新激勵﹔雖然在實物指標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為基礎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卻遠不如市場經濟。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當年所說:計劃經濟“必須消滅所謂勞動自由,因為‘勞動自由’是同正確組織起來的‘計劃’經濟和勞動力的計劃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勞動自由”,在無視個人偏好的情況下“消費者主權”不復存在,個人成為整體機器上的“螺絲釘”,勞動、消費乃至整個生活以至思想,在邏輯上都有被“計劃”的趨勢,在這一點上“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胡鬧並無本質區別。而這后果遠比科爾奈講的“軟預算約束”要嚴重(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126頁)。

  “喬廠長”比“普隆恰托夫經理”能干?

  因此,再“科學”的理性計劃體制雖可以有效地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非理性的命令經濟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但遲早也會面臨變革。而一旦變革,越“科學”的計劃被放棄所要付出的代價(所謂改革陣痛)就越大。這代價包括“市場均衡”尚未建立,“計劃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進,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卻下降了﹔競爭—創新激勵尚未形成,強制積累功能已經瓦解。而且,這些代價的大小與“漸進”還是“激進”並無明顯關系。從中東歐到前蘇聯的30個轉軌國家盡管在“漸進”與“激進”、左派掌權還是右派掌權等方面千差萬別,但轉軌初期無一例外地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經濟衰退。而且“漸進”國家付出的代價未必小於“激進”國家。計劃經濟固有的創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設計”人的行為這種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鑽“最優化”的牛角尖也無法解決的根本弊病。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計劃最優化”已出現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而西方市場經濟卻在這時出現了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結構升級和“裡根-撒切爾繁榮”。形勢迫使蘇聯人不得不改弦更張。但是,放棄這樣嚴密的“科學計劃”對經濟的沖擊是很大的。東歐人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誤,一個時期的經濟滑坡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是:甚至連並沒有面臨轉軌問題的芬蘭,僅僅由於它與經互會國家貿易比重很大,也受累於理性計劃的廢棄,在1989年后經歷了連續數年的經濟大滑坡。1991年-1994年,芬蘭國民生產總值從1220億美元降至958億美元,降幅達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rar,p.605.)。


  反觀中國,一方面它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余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另一方面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文革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文革”時期中國本來就沒什麼計劃均衡可言,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已經十分低下,強制積累的功能雖不亞於東歐,但“瞎指揮”對這些積累的浪費更甚於東歐。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國經濟實際上處於“隻要不再胡鬧,怎麼干都比以前好”的狀態。

  正是這種“改革前的胡鬧”為后來的變革創造了“無代價增益”的前提。事實上,以1975年“整頓”開始的前期中國改革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蘇式管理,放棄“鞍鋼憲法”而部分恢復“馬鋼憲法”,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而用“文革話語”說,那就是“修正主義”來了。事實上,改革初期我國國有企業採取的許多改善管理的措施,與蘇聯后期搞的“謝基諾實驗”、“茲洛賓方法”、“列寧格勒經驗”、“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說異曲同工。甚至那時流行的“大廠文學”,以著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也與蘇聯后期的“大廠文學”如《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轍。兩者都提倡專家治廠、“科學”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員的瞎指揮,又完全沒有市場營銷的概念。

  但是“停滯時代”的“普隆恰托夫經理”黔驢技窮回天無力,而“走出胡鬧”的“喬廠長”卻大展宏圖開始了“奇跡”,這與其說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寧說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喬廠長”上任的時代,中國無論是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還是建立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都能帶來經濟績效的提高,而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已經沒有這種可能了。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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