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 戰前、戰后的日本國家利益(6)

2009年03月04日14:20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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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國際支援與“人員”的貢獻

  日本成為經濟大國,面臨國際社會要求其作出更多國際貢獻的期待和壓力,為了應付這些要求和壓力,日本堅持擴大ODA計劃和開放國內市場。但1990-1991年發生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戰爭以及之后的海灣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貢獻的價值,並對此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受到世界嚴厲批判的日本,除了資金上的貢獻外,開始探索人員上的貢獻。

  對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自冷戰后首次實現了突破性的合作——被海部首相稱為安理會“史無前例的合作關系”。在日本看來,為為實現和平,不僅要在資金、物資方面,也要在人員方面作出貢獻,為此日本曾試圖推動聯合國制定和平支援法,但其道路並不順利。

  戰后,日本曾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的同時,在東西對立、聯合國的維和功能僵化的格局下,依靠片面的日美同盟享受了事實上的“一國和平主義”。但在“向國際社會提出構筑新的和平秩序的深刻課題”的后冷戰時代,為確保和平,日本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應該作出新的貢獻。“一國和平主義”或“一國繁榮主義”已經不合時宜,日本的力量應該出現在紛爭和貧困的地區,履行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義務,這是時代的要求。

  不過,為了應付這一要求,日本需要動員全社會的意識改革,促進國民性討論和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的切實成果。在柬埔寨、戈蘭高地、東帝汶等地方,日本維和活動的成功有助於獲得國內輿論的理解和支持。雖然日本的支援活動在海灣戰爭中被諷刺為“自動提款機”,但隨后也開始切實在維和行動中派出人員。此外,在阿富汗、斯裡蘭卡、印度尼西亞的班達亞齊,日本通過ODA積極展開面向“落實和平”的項目等,超越傳統的開發領域,把ODA投入到促進和平的事業中。在援助伊拉克復興問題上,小泉首相曾表示,“隻作物資上的貢獻,考慮到可能的危險,人員貢獻將委托給其他國家。這樣的做法,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是不負責任的”。

  16.“日美安保”的新認識與東亞的穩定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與歐洲不同,冷戰結束后,也遺留了朝鮮半島問題等“后遺症”——東亞地區依然存在不確定性因素,1993-1994年朝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拒絕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考察引發了“第一次朝核危機”,1995~1996年台海局勢的緊張導致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安全受到威脅。在其他地區,各國內部的矛盾或對立,特別是以民族或宗教對立為背景的地區爭端不斷發生。世界已經從美蘇核威懾均衡的時代走向地區紛爭頻發的時代。如何重新認識以對蘇戰略為基礎的兩國軍事同盟——日美安保體制成為焦點。綜觀日本國內,駐沖繩島的美軍對日本少女的暴力事件等引起日本國民對美軍基地的強烈抗議,也給日美安保體制的可信性蒙上了陰影。

  考慮到上述情況,日美兩國1996年4月發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其內容是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亞洲維持10萬規模的美軍,在“有事態”之時,日美將具體確定有關日美共同行動的新指導方針。同時,它也包含了美國駐沖繩島基地的整體規模縮小的內容,並表示日美共同探索基地問題。其基本認識是:美國繼續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有利於安全保障、經濟社會等地區利益”,“美軍的存在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必不可少的”,“日美關系是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軸”。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加速了美國重新加強軍備的步伐。美國為了應付伊朗、朝鮮等國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或民族、宗教紛爭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威脅,正在全球規模上重新進行部署。特別是,恐怖主義或地區紛爭經常發生的中東至朝鮮的地區被稱為“不穩定之弧”,位於遠東戰略性位置的日本也被美國要求作出與美軍重新部署相應的姿態。

  對於東亞的和平與穩定來說,最不確定的因素是朝鮮的動向。日本政府展開了依靠“對話與壓力”的外交。可是,雖然日本向朝鮮呼吁“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最符合朝鮮的利益”,但金正日政權仍然拒絕六方會談,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使形勢更加緊張。對此,2006年7月,日本提出的決議被安理會一致通過,國際社會對朝鮮進一步施加壓力。日本應該在“對話與壓力”的基本方針下,繼續“與有關國家協調,有耐心地談判”。

  隨后,六方會談重新召開。2008年,各方主要圍繞檢驗無核化的問題展開討論。就日本政府而言,安倍、福田、麻生內閣都從全面解決人質綁架、核、導彈等問題的立場出發,為了清算不幸的過去,實現邦交正常化,不斷要求朝鮮方面的行動。

  在面臨人質遭朝鮮綁架的問題上,日本堅持“不解決綁架問題,日朝邦交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的立場出發,引導朝鮮方面作出正面的回答,促進美國、中國等大國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支持。這些外交上的努力是必要的。

  崛起中的中國動向對日本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一方面,經濟上的伙伴關系通過日本企業對華合作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國防經費的提高和軍隊現代化、對外投資或援助等動態,日本也從維護透明度以及國際規則等角度促使中國作出必要的努力。我們期待著中國擺脫“中國威脅論”,通過六方會談等平台,為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對日本來說,中國是“重要的鄰國,應該從大局出發加強合作,以相互理解與相互信任為基礎構建面向未來的關系”,而追求“為了使兩國國民互惠互利,構筑戰略性互惠關系”這一雙贏的姿態應該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基礎。無論如何,中國的動向和與中國的關系比原來更加涉及日本的國家利益是毫無疑問的。

  17.反恐戰爭

  冷戰后安全保障的另一個新威脅是國際恐怖主義。“9·11事件”告訴我們,破壞和平的不僅是國家間或民族間的戰爭,還有建立世界網絡、在各個地方展開破壞活動的恐怖主義集團。戰場蔓延到日常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恐怖主義的突然襲擊。在亞洲地區,也曾發生過諸如印度尼西亞的爆炸恐怖事件、印度連環恐怖事件等,恐怖主義威脅正呈現出史無前例的嚴峻形勢。

  日本政府曾把恐怖主義定位為“對文明社會的重大挑戰”,表示“這從保護國民安全的角度看是日本本國的問題,但為了防止、根除恐怖主義,國際社會必須聯合起來,主動去面對”。具體來講,“完善機場、碼頭等附近嚴格的危機管理體制,加強重要設備的警備等國內恐怖主義對策,維護駐外使館以及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明確表明在國內外,通過“對美軍活動的合作支援及災民救援活動”以及“實施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或締結並履行反恐條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行動方針。“推動以尊重基本人權、民主、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為基調的政治經濟體制,接受對不同文化、文明、歷史的理解和相互的主張,加深尋找共同價值觀的對話,努力實現大家在和平環境下能夠共存的國際社會”,從更廣泛的視角,盡量解決恐怖主義問題。

  與此同時,對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復興支援活動,日本明確表示盡量提供支援的立場,主辦“阿富汗復興支援國際會議”,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等,本著“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必須以行動履行義務”的認識,展開了外交。

  18.東亞的經濟聯合與開放的地區合作

  雖然東亞在政治、安全保障領域依然存在著不確定性因素,但在經濟上卻能看到比較光明的前景。

  20世紀80年代末,“長期由美國壓倒性的經濟力量支撐的國際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日本從冷戰結束前后,開始站在亞洲太平洋的角度,積極展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中心的開放的地區合作。日本認為,“各國以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為背景,必要深化各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共同認識正在醞釀”,從而主張“以開放的地區合作為基礎,維持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1999年小淵政府提出“為亞洲各國貨幣、經濟的穩定積極作貢獻”,這一年設立了“歷史上首次中日韓的首腦會談”。2008年,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國首腦會議在日本福岡舉行,此次會議是除了東盟+3框架外首次獨立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對以“東盟+3”為中心的東亞合作模式發揮引導作用。

  “亞洲諸國的經濟崛起”的成果雖然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受到打擊,但以危機為契機,各國逐步認識到東亞地區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貨幣、金融、貿易等經濟領域的地區合作取得了快速進展。特別是作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中國正在積極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因此,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締結“熱”也正在升溫,各國積極討論設立“自由貿易圈”或“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以之作為重要的政策課題。

  日本剛開始對需要國內作出相應變革的自由貿易協定未必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但中國積極的態度使日本維持“世界貿易的自由化和WTO規則的強化”這一多邊貿易體系,同時提出了“今后與更多國家、地區進行經濟合作”的方針。不過,積極展開包括自由貿易區或經濟聯系協定(EPA)在內的“經濟外交”。摸索影響日本可持續發展的東亞經濟的未來,我們就需要對包括農業在內的領域進行開放和改革,並認識到“經濟合作的加強給兩個國家帶來市場的擴大這一恩惠,也有助於國內的改革”,更需要加速全民討論的步伐。

  在全球化與地區聯合的世界性潮流下,我們如何實現日本的繁榮?其實,日本的方向是明確的。從提倡“創出亞洲太平洋圈”(2001年)、“擴大東亞共同體”(2002年)、“追求開放的東亞共同體”(2006年)等姿態也能夠看出,日本的繁榮將通過積極引導東亞的繁榮來實現。在“包容多樣性,對共有經濟繁榮,開放的東亞共同體的構建積極發揮作用”的基本方針下,日本應該發揮引導作用。

  2005年,東亞峰會(EAS)首次舉辦。雖然各國之間利害關系或思維方式等有所不同,但那場峰會提供的平台至少醞釀了繼續討論東亞共同體的基礎。在構建東亞共同體的過程中,有很多諸如安全保障、歷史、領土等需要克服的障礙,實現起來很不容易。可是,各國為東亞的和平與繁榮共同奮斗,發揮智慧,取得共識,加強信任,把東亞共同體作為21世紀東亞發展的重要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通過“繼續把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當做日本外交的優先課題”,確保日本的和平與繁榮這一國家利益,我們不應該被忽視這一重視亞洲的根本點。

  19.日本國家利益外交的展望

  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下,我們如何重新定位為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繁榮發揮不可或缺作用的和平憲法與日美同盟?在以崛起中的中國為中心,正在取得驚人發展的東亞地區,作為其中一員的日本又應該如何制定外交戰略呢?

  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國的興衰》中提出,“歷史証明,僅靠商業性專業知識和金融力量,在國際性權力政治這一無政府狀態的世界中生存是不夠的”,他認為,在變化中的亞洲,日本將來很有可能面臨轉換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形勢。

  近幾年來,日本國內不斷高漲的國家利益論爭的背景,正是源於其所處的這個變化的時代。如何定位國家利益,追求與國際協調、國家利益與權力、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關系?如何制定具體的國家利益?以“錯過國家利益,國家就要衰敗”這句話,回顧歷史,冷靜展望未來,尋找國家利益,為實現它全力以赴,日本隻能如此。

  戰后,日本成功地實現了本國的安全與繁榮這一最核心的國家利益,其中一貫堅持的外交基調是“國際協調”。如前所述,國際協調是日本成功的最大原因,即使時代或環境變遷,其精神將是與世界共存發展的日本必須遵守的“根本”。今天,日本應該繼續落實引導國際協調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最近高漲的國家利益論爭中也有主張排除國際協調的觀點,片面強調本國的利益主張或利益保護,但在重視相互依存和地區聯合的21世紀,日本必須展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的聯合,合作確保國家利益。“今后要深刻認識日美同盟與國際協調的重要性,不僅繼續發展政治和經濟,也要發揮日本優秀的文化,全力以赴面對動蕩中的外交政策”,這一外交的基本姿態在具體的外交課題中如何體現呢?這值得每一位日本國民深思。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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