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 戰前、戰后的日本國家利益(5)

2009年03月04日14:11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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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評價戰后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戰后日本是如何對戰爭進行反省,積極展開和平主義與國際協調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說:“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的方針,堅持無核化原則,對於和平國家的生存來說”是“正確的道路”。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戰后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戰后奇跡般的復興和發展無疑是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經表示說,“戰后日本的40年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不僅在日本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國人自豪的時代”。其實,世界也對通過戰后20年的奮斗發展,達到GDP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跡”刮目相看。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日本的奇跡是在“作為和平國家”的前提下實現的。中曾根首相的話也指出了現實:“戰后日本的繁榮是在提倡和尊重自由、和平、民主和基本人權的現行憲法的基礎上,在《舊金山和約》以及日美安保體制下才得以實現的。”

  日本戰后的成功不僅依靠每一個國民的努力,還依靠被務實的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支撐的外交活動。在戰后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正因為日本領導人冷靜而准確地把握國際社會的現實,對時代的把握以及把它反映到具體政策上的見解和領袖能力,巧妙運用如前所述的“外交三原則”展開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才使這些成功變得更加可能。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佐藤榮作首相曾感覺到“軍事力量以外因素的比重正在提升”(1970年),他當時的見解已經被証明是正確的,實際上,這一潮流如今更加明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一國的經濟力和所謂“軟實力”變得更加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中曾根首相認為:“對於戰爭,最大的約束力量從長遠看將是對人權的尊重和國內外自由的信息交流。”他以尖銳的視角,現實地預測了兩年后“柏林牆”的倒塌和隨后的蘇東劇變以及社會主義的低潮。

  縱觀東亞的歷史,通過不斷加強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經濟合作,促進人員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動政治、安全保障領域的協調,成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務,而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

  總之,我們對日本戰后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評價:以日美同盟確保國家、國民的安全這一國家利益,不靠軍事力量,而靠經濟、ODA等力量為東亞的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它在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時也直接推動了國際協調下的“自主外交”。

  11.冷戰后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滿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勢下,正在享受著自由、和平、繁榮的日本是最為幸運的國家之一”。但以1989年為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國內圍繞國家利益的討論也相應地發生著轉變。

  正如某一歷史學家所說,“歷史每時每刻都包含著慣性和變化兩種現象”,從歷史的脈絡看,1989年的確是“變化”的一年。

  東歐爆發的民主化浪潮轉動了歷史的車輪。冷戰的象征——“柏林牆”倒塌,越南軍隊從柬埔寨撤退,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退。美蘇首腦在馬耳他島舉行了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會談,向世界宣布了冷戰后新時代的到來。假如沒有這件影響歷史的大事發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島國馬耳他至今仍然鮮為人知。當時,我在外務省正好開始擔當新聞方面的工作。對我來說,那是親身感受到一個接一個到來的歷史“轉折點”的一年。

  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動蕩的“昭和時代”走向終結,“平成時代”開始了。從中國古代的《史記》和《詩經》獲取的“平成”一詞包含的是“平和而成”之意,恰恰反映了日本人在動蕩的環境下對和平的新時代的願望。

  不過,隨后的歷史暗示,美蘇兩國首腦宣言開啟的新時代,並不是“平和而成”的,而是混亂的時代。

  12.冷戰后混亂的世界

  冷戰的終結,結束了貫穿整個20世紀的意識形態對立和世界戰爭恐怖,使國際政治發生了劇變,令人產生“歷史的終結”之類的想法。事實是,在民主化和人權意識逐漸蔓延的同時,作為“后意識形態”的對立軸,民族、宗教問題重新“崛起”,暴力或紛爭也經常發生。美國著名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沖突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新的對立結構描述成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立,實際上,后冷戰時代世界所釀成的新的不安或猜疑,甚至使我們想起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

  在這樣的情況下,21世紀到來后不久就發生的“9·11事件”,集中地表現了世界混亂的一面,打破了大家對和平時代的樂觀預期。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以民航飛機為武器,襲擊了擁有獨一無二的強大實力和財富的超級大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震撼了全世界。

  后冷戰時代的對抗,以沒有特定戰場的“新的戰爭”為特征。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已經被一個國家內部的“政府VS反政府”、“民族VS異民族”、“宗教VS異宗教”等形式的紛爭,以及“國家VS恐怖主義”的“非對稱戰爭”所代替。直到今天,各國仍然沒能找到防止和結束這場“新的戰爭”的有效方法。

  “9·11事件”發生前,“美國記者之父”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和平時代的戰爭》一書的最后一章有這樣的預言:

  對於美國這一開放的社會來說,現實的危險應該是與任何國家無關的恐怖分子拿著核武器侵入美國的城市。對一個恐怖分子來說,攜帶核武器也許隻需要用比較厚的廉價旅行箱即可。

  實際上,根據當時的一條新聞報道,恐怖主義組織塔利班的確從烏克蘭購買到旅行箱型的戰術核武器,為准備在美國使用而儲藏起來。超級大國的國民對“看不見的敵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發生兩年后,在美國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於與10年前比較的世界危險度”這一話題,回答“危險減少了”的人隻佔總數5%,相反,回答“變得更加危險”的人數達到75%,大大超過了“9·11事件”發生前的數字(53%)。

  經濟領域也發生了劇變。由於交通運輸、通訊手段、信息技術的飛躍性發展,以及“柏林牆”的崩潰、“鐵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取得實質性進展,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程度也在快速推進。人員、物資、資金、信息的流通超越了國境,國家對它們的管理在自由化浪潮下幾乎已經不再有效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依然對貧困和債務感到無能為力,世界的貧富差距反而加劇了。大家都在不斷思考貿易或援助應有的狀態,有人也指出改革的必要性。類似亞洲金融危機的“全球市場的暴力”、“數碼資金的暴力”使大量享受經濟成功的國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國際金融系統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狀況反而趨於惡化。全球化也侵蝕了地方、傳統的文化、價值觀等,自我認同意識危機及社會摩擦等也逐步浮上水面。環境、傳染病、國際犯罪等問題在全球規模上擴大,並被稱為“全球化的陰影”,正在威脅著每一個人的安全。“全球管理的失敗”引起了“反全球化”浪潮,WTO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的年會的主辦地點經常遭到反全球化游行抗議。

  1990年,海部俊樹首相曾在施政方針演說中總結說:“新的國際社會將會成為沒有戰爭的、和平繁榮的世界”。但實際上,冷戰結束后,經過10年“揭幕”的21世紀,似乎正在暗示著充滿不安和憎惡的混亂時代的開始。

  13.日本的混亂與東亞的勃興

  在世界正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日本的經濟成長時代因“泡沫崩潰”而結束,接著到來的是“失去的10年”,始終支撐戰后復興的經濟社會系統明顯走到了盡頭。忽視改革經營思想、技術與體制的企業陷入破產。企業接受公共事業或政府的保護支持,安穩過日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打破封閉體制雖遭到一定的摩擦和反對,但正在成為改變日本的大潮流。

  我們看看東亞。一方面,遺留在朝鮮半島的“冷戰后遺症”還沒有被解決,不穩定、不透明的政治、安全保障形勢還在持續,尤其是朝核問題正在向整個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投射出黑暗的陰影。另一方面,以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的中國為中心,東亞經濟蓬勃發展,有關“東亞共同體”的討論也在升溫。

  對日本外交來說,東西形勢的這些新變化已經影響到與外交直接關聯的日本國內政治,也將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以下部分,我將以這些問題為基軸,探討冷戰后日本的國家利益論爭是如何展開的。

  14.重視亞洲的外交與歷史問題

  戰后的日本解決戰爭賠償問題之后,本著“不威脅亞洲周邊國家”的基本方針,慎重完善自衛能力,“吸取過去歷史的教訓,與亞洲各國之間建立包括順暢經濟關系的友好關系,支援這些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冷戰后,日本遇到了一度隱藏在意識形態對立之后的“總結歷史”的問題。宮澤首相對於“因日本的行為而遭受悲痛的”亞洲各國,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遺憾”,同時表示“正視過去的事實,正確傳播歷史,再也不犯同樣的錯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的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發表講話,表達了與宮澤首相同樣的立場:

  “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明確表示,“我國立足於過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促進國際協調,來推廣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義。與此同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國作為唯一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包括追求徹底摧毀核武器以及加強核不擴散體制等在內,要積極推進國際裁軍。我相信,隻有這樣才能彌補過去的錯誤,才能安慰遇難者的靈魂”。

  然而,即便政府表達了上述立場,內閣成員的“不規則”發言或歷史教科書問題卻時常發生,並引起周邊國家的批判。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僅在與日中、日韓關系中成為交鋒的外交問題,也在國內引起了贊同與否定的對立,美國等國際輿論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在中國、韓國對日感情惡化的過程中,日本依然沒能很好地克服亞洲外交的難點——歷史問題。圍繞歷史問題的矛盾,對於高舉重視亞洲外交,並把它當做對外政策的支柱,一直致力於為亞洲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日本來說,不僅損害了自身形象,而且成為發展在經濟相互依存基礎上日益深化的對華關系的障礙。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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