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 戰前、戰后的日本國家利益(4)

2009年03月04日14:02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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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聯合國為中心

  隨著冷戰形勢的激化、東西陣營對立格局的“緩和”等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日本外交對聯合國的定位產生了微妙變化。其實,日本在加入聯合國之前,政府就已經立場鮮明地表示,“希望迅速加入聯合國,但在加入之前,對於聯合國實行維和措施也會繼續全力以赴進行合作”。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加入聯合國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針演說上,主張“以聯合國為中心,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以此作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

    1958年,日本政府發表所謂“外交三原則”,首次把聯合國中心主義提升到原則的高度。不過,聯合國沒有起到想象中的那樣有效的作用。日本遇到了由“否決權帶來的欠缺”的聯合國現實,不得不把1960年簽署的《日美新安保條約》視為“在把本國的安全委托給聯合國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功能之前”,“嚴格在聯合國憲章框架內執行的”保護兩國和平與安全的機制。即便如此,國內的反對聲音頗為激烈。在此情況下,藤山外相提倡日本外交的基調是,追求“絕對的和平”並強調《日美安保條約》的必要性。

  對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強化聯合國外交的陣容”,承諾“以聯合國為中心,展開進一步強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內閣的小?善太郎外相也把“推進聯合國外交”和“支持聯合國”定位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強調了“作為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重要性。

  不過,在佐藤內閣期間,“國際形勢依然很嚴峻,是不能期望緩和緊張的狀況的”,“東西陣營的基本對立以及各種國家間利害關系的沖突依然根深蒂固”。嚴峻的現實使日本遠遠達不到期待“把本國的安全委托給聯合國”的境界。雖然佐藤首相就任后在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日美在“聯合國的作用巨大”這點上已達成共識,但在“東西之間的權力關系維持著世界和平”的情況下,站在“為了本國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現實主義立場,努力維持“為維護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最為現實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體制。在這點上,椎名外相解釋說,有了與美國簽訂的安保條約,“才能使國民對國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在現階段,還不能把國家的安全完全寄托於聯合國”。

  在國際形勢逐步開始走向緩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重視國際信義,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發揮重要的作用”)。歷史証明,由於隨后的國際形勢日益多元化,日本國內經濟也取得增長,日本不僅通過在聯合國發揮作用,回歸並為國際社會作貢獻,而且擴大了自己的外交領域,“與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系”,或努力推進多邊外交。

  5.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

  通過《舊金山和約》恢復了主權的日本,是否能夠真正回歸國際社會,取決於如何解決與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亞洲各國之間的賠償談判,並在此基礎上實現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與亞洲國家的賠償談判和實現關系正常化。而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后,亞洲仍然是日本以經濟合作為支柱展開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於認識到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直接促進日本的國家利益”、“有助於推動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日本以“亞洲的一員”或“亞洲的一國”以及從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發展為象征的“亞洲太平洋的一員”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一國”為立場,展開積極的外交,力所能及地為本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作為作出貢獻的具體形態,歷屆內閣都非常重視支援以東南亞為主的亞洲國家開發與發展的ODA,並以此作為重要的外交途徑。

  讓我們回顧一下日本領導人的亞洲外交觀。吉田茂首相試圖通過解決戰爭賠償問題和經濟援助,“為東南亞的繁榮作出貢獻”。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術和資金兩個方面支援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開發”。池田首相為“誠實實施賠償,充實經濟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盡可能為東南亞的復興與建設提供支持和援助”,並強調“援助的大部分都投向亞洲國家”。日本對亞洲的重視突出地體現在越南戰爭后的對越外交上。日本外務省所公開的1978年的文件指出,“不把越南視為蘇聯陣營的國家,甚至把越南將走向獨立自主路線當做前提,為了維持東南亞政治局勢的穩定,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獨立的路線更為可能”,有必要進一步推進經濟支援。

  通過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為東盟各國國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貢獻”,特別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際,日本向東南亞各國提供巨額援助,最終“獲得了關鍵時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評”。日本提供的ODA、貿易、直接投資等幫助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實現了被稱為“東亞奇跡”的經濟增長。現在回過頭來看,日本在亞洲的外交取得了豐碩成果,也確實使得日本實現了安全與繁榮這一國家利益。

  6.國際貢獻

  戰后日本在“國際協調”的框架內,本著“三原則”展開的外交,始終把“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定位為對外政策的目標。1971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是一份探討國家利益的指針性文件,該藍皮書指出:“我們應該明確地認識到,日本的安全與繁榮背后依靠著亞洲及世界整體的和平與發展”,提倡“不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強與各國之間和諧的相互合作關系,尋找彼此利益的綜合均衡點,擴大長期、大局的國家利益”。時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也同樣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跟日本有關系,那麼如何承擔任務,是需要我們思考並落到實處的”,認為“我們應該這樣理解,短期看也許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犧牲,但這是為確保長期性的國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價”,理解“分擔國際責任和日本社會的國際化”之間的聯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課題。

  回顧戰后日本走過的軌跡,在實現奇跡般的復興,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過程中,日本與世界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社會對日本成為亞洲先進工業國家的期待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日本人的“國際主義”意識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已經不允許日本與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拉開距離,享受“一國繁榮主義”了。

  為了實現如此轉換,在具體政策上,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採取了“振興出口,開拓海外市場”(岸信介)、“加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出口”(佐藤榮作)。而到了70年代,這些政策進一步持續,明確表示日本應“從擴大自由貿易的立場,與保護主義作斗爭”(佐藤榮作),“積極推進GATT”(田中角榮),並採取“自律而主動擴大進口,開放市場”(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鈴木善幸),在“把開放的市場提供給世界,從國際貢獻的角度上講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認識下,實行結構改革或規制緩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高?正堯也曾經提出,“維持發展自由貿易體制”、“增加進口”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於是,已經達到一定發展水准的日本,改善並擴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國際責任”—— ODA成為20世紀70年代后的國際義務。日本政府認識到,ODA必須是“有助於加強受益國真正經濟社會基礎的,而不是為了簡單的貿易振興”。到了9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ODA供應國。

  7.“協調”與“自主”

  一方面是對戰前一意孤行的單邊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戰后向日本國民鼓吹 “自立”原則的當然結果,“協調”與“自主”的調和始終是日本歷任首相必須面對的政治命題。

  對於這個問題,佐藤首相給出了一個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進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一定要與世界和平聯系在一起,把國際協調作為基礎。希望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正面主張日本正確的利益,並承擔起與自己國際地位相應的責任”。這一論述的內涵是,國家利益並不與“協調”相對立,而是存在於“協調”之中。同時,“協調”也不意味著“追隨”,通過主張“正確的利益”,能夠同時實現“自主”與“協調”,並獲得國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況下,需要准確辨析究竟什麼是“正確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這些利益,取決於政治和外交的質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確的利益”指的是,“有利於世界和平,以國際協調為基礎的利益”,那是與國際社會中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實現如此崇高的利益,對內日本要抑制狹隘的民族主義,並以與不同的民族、國家和諧共處為前提,追求開放的國家利益﹔對外,要展開以協調為手段的外交。隻有如此,才能推進“自主外交”,並“充分追求國家利益”。

  總而言之,區別“協調”與“追隨”,弄清“自主”與“協調”之間關系的基准有兩個。首先是利益是否“正確”,其次是如何“自主”地判斷“協調”。把“協調”等同於“追隨”的判斷是過於簡單而膚淺的。作為理性的主體,主動判斷“協調”這一行為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它完全可以是“自主”的。“協調”和“自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倘若忽視“自主”和“協調”的關系,“自主”就隻好變成獨斷、自私、孤立的產物,甚至可能再一次造成類似戰前退出國際聯盟或陸軍失控那樣的嚴重危機。三木首相指出:“此時此刻,日本需要自主外交。但它絕對不是把反對等同於自主,把協調等同於追隨。自主地決定協調性政策也是自主的外交(1976年)。”此外,福田首相也曾經明確提出“協調與團結才是國際社會的行動原理”,並發出警告“狹隘的民族主義將導致世界性混亂”(1978年)。

  由此可見,國家利益必須在“協調”和“自主”之間尋求平衡,把二者割裂開來是片面的。

  8.展開多元性、自主性外交

  戰后的國際協調外交歸根結底是“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成員,與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進行協調、合作”。根據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外交三原則”,除與“自由民主國家協調”以外,還強調日本是“亞洲的一員”,從中也能夠看出,所謂“協調”主要是在“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面對社會主義陣營,如潛在的重要貿易伙伴中國,日本雖然提出“改善中日關系很重要,歡迎促進貿易”,但它畢竟是“在東西關系的大局下調整並處理”的,因此不得不“在有限的條件下盡量建立友好關系”,在“考慮到自由民主陣營成員的立場的前提下,以自主的判斷落實”。因此,戰后日本的外交任務,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協調為基調,以“亞洲成員”身份展開的“自主外交”,並試圖避免受到“對美追隨”的指責。

  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日本不得不與西方國家保持團結一致,從而確保和平與安全的國家利益。如果影響了“歐美日三大支柱”之間的關系,自主外交肯定沒有可行性,更不會得到西方的允許。因此,日本對亞洲外交方針的轉折,是在亞洲政治藍圖出現巨變的情況下才發生的。當時中蘇矛盾激化,面對蘇聯威脅的中國與渴望從越南戰爭的困境中實現“體面撤離”的美國之間關系迅速發展,這恰恰給日本外交帶來了轉折點。

  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鬆上台后,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佐藤首相指出,在決定一國實力的各種要素中,軍事力量以外要素的比重逐步上升,並發表了對國際形勢的新認識:“各國的自主性增強,不僅需要軍事均衡,還需要摸索更多元的均衡。”在此基礎上,日本提升了“自主設定目標”的“自立”意識,提出“自主的和平努力”和“在自衛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由《日美安保條約》來加以彌補”這一有條件的自主防衛姿態。

  1970年2月,美國提出的“尼克鬆主義”在要求其同盟國為自衛而努力的同時,也表明了“不向亞洲發生的戰爭派遣地面部隊”的立場,並為“打開”對華關系向中國發出了信號。由於中蘇關系在1969年惡化到發生軍事沖突的地步,中國積極回應了這一信號。1971年基辛格閃電式訪問中國,第二年尼克鬆總統訪華,中美關系實現從“對立”到“對話”的轉變,促進了亞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接著,“中美和解”這一戰略環境的劇變促使蘇聯與美國展開了更多的對話。結果,美蘇關系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廣泛領域取得了進展。這些變化解放了中日關系,在1972年9月田中首相訪華並發表了《中日共同聲明》,定下了“鞏固中日永遠的友好關系的基礎”的方針。

  除此之外,以中美和解為契機的“美蘇緩和”的進展促進了日本外交的多元化。日蘇關系進入了“能夠奠定發展基礎”,“為解決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而努力”的時代。為促進“日本安定的大前提條件”即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穩定,以日美關系為基軸,“加強美日、中日、蘇日、韓日、東盟各國、太平洋諸國的關系,推進與印度支那諸國的外交關系以及與朝鮮的往來”,使自主—多元性外交在質和量雙重層面上把日本外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9.國際協調、相互依存、“國際利益”

  戰后的日本從戰敗國的陰影之下走出來,在回歸國際社會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國。尤其是在冷戰形勢下,在日美安保體制的框架內確保安全,實際上是日本唯一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很難完全貫徹政治上的“自主”。不過,回過頭來看,恰恰是這種環境排除了軍國主義,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處理與亞洲各國的關系。在實現關系正常化上,應該說那是一種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沒有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情況下,堅持不懈地發展經濟,結果實現了被稱為“獲得了歷史性的”的高速增長。1964年,日本成為第一個加入“富國俱樂部”——國際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的亞洲國家。隨后,成為亞洲唯一參加1975年開始的七國首腦會議(峰會)的成員。

  不過,回避了軍事或理念差異,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亞洲各國的反感。經濟至上主義使日本被批判為“經濟動物”,在田中首相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歷史性訪問期間,當地民眾“對日本企業經濟活動的不滿或批判”導致了對日抗議游行和抵制日貨運動。針對這一情況,田中首相在訪問前夕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到,“國際政治經過權力與對立的時代已進入對話與協調的時代”,日本“在維持日美安保體制的前提下,將為國際協調展開積極的外交政策”。回國后,他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對於國際協調的意義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經改進了利己主義姿態,將追求與亞洲各國長期、互惠的關系。

  “正確把握國際協調的含義,並把它反映在國家的政策和每一個國民的行動上,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對立或宗教、語言上的斗爭,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戰后的復興和建設上。這一點,可以說我們在世界各國當中非常具有優勢。另外,也不得不承認在國際協調外交上,需要我們認真反省,主動去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在戰后不久,從荒廢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我們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來的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的姿態,不僅已經在國際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災難。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傾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正當批判,改進不足,在對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維持和促進長期的互惠交流關系。隻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於陷入自我滿足的境地,成為亞洲國家的好朋友,分享亞洲的喜怒哀樂,為確立亞洲永久的和平作出貢獻。”

  之后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標”,但不應將其“解釋為短暫狹隘的內涵”,認為“國家利益往往被理解為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主張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變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不成立的”,他還一再向國民宣傳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積極展開高舉“協調與團結”的外交大旗,在對東南亞諸國進行歷史訪問的時候,指出應“盡量去構筑心連心的信賴關系”。福田首相發表的對東南亞的外交哲學,后來被稱為“福田主義”,至今一直是日本對東盟外交的根本基礎。

  回顧一下,以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為代表,日本對經濟相互依存的意識開始有所提高,這也影響了國家利益論爭的動態。

  福田首相曾宣稱,“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強,僅靠一個國家的力量謀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讓步、彌補,以實現各國自己的利益”,並指出了國家利益的“互補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為一個共同體”,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運就是日本的命運”。這些都說明,日本的決策者對“國際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認識。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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