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 戰前、戰后的日本國家利益(3)

2009年03月04日13:52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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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戰后:國際協調為主、重視“國際利益”

  縱觀戰后日本的外交,是從以下三個層次展開的:第一,滿足安全層次的需求,這一需求是依靠鞏固日美同盟來實現的﹔第二,履行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而承擔的地區義務,從地緣政治安全保障和經濟相互依存的角度出發,通過ODA或直接投資,為“亞洲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第三,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在努力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的同時,確保“通商國家的繁榮”,追求維持並加強自由貿易體制,改革並開放國內的經濟。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戰后日本的外交姿態是:一方面照顧“國際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視國際協調,追求國家利益。

  1.反省戰前悲劇,重新定義國家利益

  戰前的日本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侵略亞洲國家,發動太平洋戰爭,不僅使他國,也使自己也蒙受了嚴重的損失和犧牲。本著反省原則,戰后的日本一貫保持與國際社會的協調,努力推進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戰后領導內閣時間最長的以保守主流為中心的領導人佐藤榮作主張:“日本在國際社會生存的道路無非是貫徹國際主義。排除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在國際社會以相互合作來謀求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從過去歷史中吸取的教訓。”正如佐藤所說,戰后,日本一直把國際協調當做外交的根本,從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中尋求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

  對國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態度,至少在施政方針演說上是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內閣指出,“國家利益歸根結底與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應以國際協調為基礎”﹔1974年田中角榮指出,“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不僅在國際上不適用,還會引起某種災難”﹔1975年三木武夫又指出,“不可以從狹隘的角度理解國家利益”﹔1976年三木武夫指出,“國家利益往往被解說成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自私的利益主張,但在如今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世界,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行不通的”﹔1977年福田赳夫指出,“冷靜把握長期性的國家利益,本著國際協調的精神獲得最佳解決”﹔1983年中曾根康弘指出,“不僅要考慮到日本的立場,還要努力實現與世界和諧相處,這最終將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由此看來,戰后,歷任內閣採取的方針都是“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從中追求日本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戰后日本正是通過“國際協調”,即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方式展開外交,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的。下面,我將以戰后日本外交中的象征要素“國際協調”和“國際貢獻”為例,來考察日本外交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

  2.國際協調

  英國著名外交家尼科鬆認為,外交是“以談判方式處理國際關系”的產物。不過,外交並非針對統一、整體的國際社會展開,而是針對政治體制多樣、經濟發展水平迥異的各個國家﹔而外交的根本目的無論如何隻有一個,那就是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雖說是“國際協調”,但協調的對象——國際社會的利益或立場等卻不是一體化的,而是相互對立,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在這樣的環境下,決定對外政策往往等於接受國際組織的決定,或者說是支持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或集團的政策。冷戰時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支配著國際政治,其余大部分國家不得不選擇歸屬某一陣營,接受超級大國的核保護傘,以維護本國的安全。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戰敗后,在美國的佔領下,日本追求民主化和經濟復興,雖然通過《舊金山和約》回歸到了國際社會,但它明顯缺乏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參與的“多數講和”,因而其結果是日本最終以自由民主國家的身份,加入了美國的陣營。

  事實上,在日本國內,對這一問題,許多人士持“全面講和”或“非武裝中立”的意見,圍繞是否締結“和約”的爭論,直接關系到“日美安保VS非武裝中立”這一國家安全保障問題的對立格局。這一爭論后來演變成表面而膚淺的“神學論爭”,給戰后日本的國際貢獻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不過,無論如何,日本的外交政策並未隨之改變。由於上述原因,在冷戰期間日本奉行的“國際協調”外交,實際上意味著“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而其中的核心是日美安保體制。不言而喻,對於戰后的日本來說,以日美關系為基軸,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從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繁榮這一國家利益角度上講,是相當務實而有效的外交路線。作為這一路線的奠基人,吉田茂首相不片面地迎合國內輿論,准確掌握戰后的國際形勢,判斷並抉擇日本走向的領導能力是值得高度評價的。接替他的鳩山一郎首相在上任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表明恢復與蘇聯的邦交關系以及重新加強軍備的“憲法修正(修憲)”的意向,提出與以“對美協調”、“輕軍備”、“重視經濟”為主的“吉田路線”對立的“自主外交”、“自主憲法”、“自主防衛”的方針。在鳩山內閣的引導下,日本在1956年恢復了與蘇聯的邦交關系,同年又加入了聯合國。盡管存在著“在此之后的日本外交,究竟是強調協調還是強調自主”的爭議,不過,至少以日美安保體制保証安全,重視通過經濟、通商來實現繁榮的“國家利益外交”始終是基本政策。

  回顧一下,戰前“放棄日英同盟”這一選擇直接導致放棄與西方列強的協調路線,使日本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狀態。戰后的“國際協調外交”把與“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s)的協調路線定位為正統的、保守主流為中心的傳統理念。另外,在日本國內,傾向“國際協調”或“自主”外交的聲音也不少,聯合國外交和亞洲外交在回應這些聲音上,也被視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

  日本在加入聯合國的第二年——1957年發表的第一份《外交藍皮書》提出了“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以及“堅持亞洲成員的立場”,這被稱為“外交三原則”。這三原則大概被解釋如下:

  關於第一個原則“以聯合國為中心”,藍皮書認為,“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和平、正義地解決國際紛爭,為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關系,加強世界和平採取相應措施﹔另外,為解決經濟、社會、文化、人道等各方面的國際問題,達成國際合作”這一聯合國的宗旨“符合日本的希求”,以此為理由,日本外交採用了本原則。但藍皮書同時也說明,“雖然它是崇高的宗旨,但很遺憾,到目前為止還沒能充分實現,作為政治現狀,日本不得不承認這一現實”。

  在接受國際形勢現實的前提下,提出第二個原則,即“與自由民主國家協調”。對此,《外交藍皮書》的解釋為“日本一方面追求聯合國的理想,另一方面不斷加強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合作關系,這是為保証日本安全,甚至為維持世界和平作貢獻的現實措施”。和平是“自由民主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團結的結果”,而當時的日本具有承擔“團結的一部分責任”的義務。這一義務與第二個原則息息相關。

  第三個原則是為吸取“戰前亞洲政策失誤”的教訓,藍皮書強調了“日本作為亞洲的成員,與亞洲同行”的立場。當時的領導人認識到,確保亞洲的和平對確立世界和平來說是最重要的條件,為了實現亞洲的繁榮,“日本將盡最大的努力”。

  1958年,岸信介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表明,“要貫徹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民主諸國協調,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的三原則”。后來,由於聽到許多類似“三原則”是否相互矛盾等疑問或不可實現等批判,第二年的《外交藍皮書》對此進行了補充說明:在明確提出“相互不矛盾”的同時,也解釋了“不得不承認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也有可能出現無法直接適用‘三原則’的事態”。

  實際上,這樣的“事態”在之后的日本外交史上也發生過。每次遇到它,日本外交就被迫作出艱難的選擇。我在外務省工作的過程中親身經歷過這些困難,每次我都覺得,這是日本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條件或歷史進程所決定的“命運”,不可避免。徘徊在“亞洲主義VS脫亞入歐”的選擇之間的明治時代,經常以“亞洲VS美國”的形式重回到我們面前,使國內輿論陷入混亂狀態。歷史証明,戰前的日本最終在兩者中一個都沒能選擇,侵略亞洲,與歐美沖突,結果遭到崩潰。

  與戰前不同,戰后的日本外交高舉“三原則”,維持和平,實現了奇跡般的復興和繁榮。我們究竟如何理解這一現象呢?可以說,日本把“安全”寄托在與美國的協調上,把“繁榮”寄托在與美國以及亞洲的自主外交上,以此來保証國家利益,這就是日本走出“美國VS亞洲”、“協調VS自主”這一迷路的辦法。就像吉田首相所提出的,“失去領土,也失去糧食、工業原料等資源的今天,日本隻能扶持東南亞地區的開發,確保糧食及工業原料的供應,再加上把它們當做能夠獲利的市場”吉田茂:《回想10年》,東京:新潮出版社,1957年。

  正是在這一思考下,日本把推進與東南亞國家的通商、經濟合作關系作為亞洲外交的重要支柱。

  這一“外交三原則”在日本戰后外交史上被一貫堅持,豐富了日本的外交選擇,為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繁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下文將引用施政方針演說對“外交三原則”進行進一步考察。

  3.“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與日美安全保障體制

  戰后日本最大的課題是,在冷戰的狀況下,走出戰敗的挫折與混亂,努力實現“來之不易的”復興,同時保証國家的安全。決策者認為,“若沒有自由民主國家的互惠援助,實現維持和平,發展經濟是不可想象的”,並在此基礎上,提倡“與自由民主國家聯合”(該觀點出現在吉田茂1953-1961年的所有演說中)。而其中的核心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基礎的日美關系。不過在朝鮮戰爭爆發,東亞地區的“東西對立”日益嚴重的時局下,通過“與自由民主國家的聯合”確保國家安全的日本,被美國要求“重新加強軍備”,並以此表示為自由世界作出貢獻的決心。但是,戰前日本所遺留下的教訓是:對於國家的安全與獨立,應該依靠“國民對獨立與自由的熱情”,而不是軍備或軍力,“缺乏這樣熱情和正確觀念支撐的軍備對外導致侵略主義,對內導致軍國主義政治”。因此,吉田首相在國會以“重新加強軍備的事情正在引起國內外不必要的疑惑,而且強大的軍備對剛戰敗不久的日本的國力來說是無法承受的負擔”的判斷,反對重新加強軍備。吉田首相曾對《日美安保條約》表示說:“以自己的力量應付國內治安是理所當然的,但針對外界的侵略採取集團性防御的手段也是今天國際上通行的觀念。

    在不負責任的侵略主義野心勃勃的國際現狀下,要恢復獨立與自由,沒有軍備的日本隻好與其他自由國家一起實行集團性防御的方法,這是天經地義的。”盡管如此,日本最終還是接受了美國方面的主張,創設承擔防衛和警察的“保安隊”,隨后改為所謂的“自衛隊”。 此后,關於日美安保的討論仍在繼續。鳩山首相關於防衛問題的基本方針是,追求“准備充實與國力相應的自衛能力,悄悄確立自主防衛態勢,試圖早日讓駐日美軍撤軍”(1955年)。岸信介首相本著“世界的和平正在由東西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均衡來保持著”(1958年)的認識,從“自由民主國家有必要保持堅持不懈的決心和團結力量”(1960年)的視角出發,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明確寫明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和駐日美軍行動規則的事前協議等。

  由此開始,聯合國與《日美安保條約》之間的關系也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說,當時日本的立場說明,“在把本國的安全委托給聯合國的和平與安全的功能之前,日美必須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內嚴格加強與作為真正對等的合作者之合作關系,並保護各自國家和國民的和平與安全”,“除非發生侵略行為,否則不能發動戰爭”。

  由於岸信介內閣試圖強制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方案,結果在30萬人示威游行等反對運動高漲的情況下被迫下台,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對立局面。所以,后繼的池田勇人首相採取寬容和忍耐的政治姿態,在任期間的施政方針演說從未言及日美安全保障體制,而是強調重視亞洲和聯合國。“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安全保障體制”(1961年),“展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更強有力的和平外交”(1962年),強調“嚴格遵守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國際紛爭這一聯合國憲章的根本精神”(1963年),強化了對裁軍問題的支持力度。繼池田首相之后的佐藤首相就任不久,在面對日美首腦會談后的施政方針演說上,也沒有提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可是,在越南戰爭爆發,“東西對立舞台轉移到亞洲”的1966年,日本開始正面直接地論述日美安保體制的必要性,認為“拋棄《日美安保條約》宣布中立就能確保日本安全的想法簡直是幻想”,批判“中立論”,並且提出“維持日美安保體制對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來說是最現實的政策”。隨后,“自衛力量”和“日美安保體制”被定位為日本安全保障的兩大支柱。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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