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 戰前、戰后的日本國家利益(2)

2009年03月04日13:27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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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防與軍備強化

  “甲午戰爭”前夕,明治新政府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今兵備的旺盛”。那段時間是權力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歐美列強都把精力集中在軍備擴張上。人們都高呼“國防是當務之急”,要“用6年時間將文職官吏的薪水削減10%”,把這筆經費用於海軍擴張,“動員一切國力完善兵備”。

  “國防”、“軍備”(陸海)、“兵備”等詞語,在戰前的首相演說中以很高的頻率出現。當時的領導人都認為,為了確保日本的獨立,防衛“利益線”,就必須擁有不亞於歐美列強的軍事力量,並為此增進國力。“富國強兵”成為明治時期的日本國策。而“甲午戰爭”結束后,當時的領導人提出達到“比以往翻一番的國力”的目標,以“發展教育、交通、貿易等提高生產力的產業的任務,一天都不能耽誤”為理念,邁向“富國”之行列。軍事預算的增大不能隻靠財政收入的增長,而隻好“等待增稅”。日本就是以如此龐大的規模擴張軍備的。

  4.日本的國家利益與東亞國家的對立、協調

  在甲午戰爭中獲勝后,成為東亞強國的日本的國家利益,從“維護獨立”擴大為在東亞地區“確保利權”。日本的國家利益開始由東亞的秩序,即它與列強的關系所界定。“甲午戰爭”后,日本遭遇“三國干涉還遼”,繼而把“維護日本帝國已擴張到遠東的權利及利益”當做最優先的對外政策,以“維持並擴張東洋的和平與帝國權益”為目標,締結了日英同盟。在此基礎上,日本認為,俄國在滿洲以及朝鮮半島的行動,與日本“永遠保持東洋和平、強化帝國地位”的“國策”相悖,是“侵害日本權利的行動”。於是,日本“斷絕自衛上的交涉,採取自由行動”,對俄國宣戰。從此不難看出,日英同盟本來是為了應對威脅日本“利益線”朝鮮半島的俄國的產物,但與此同時,也是日本和英國相互承認各自在東亞地區的權益以及為此採取的行動的產物。根據1905年8月的條約修正,英國承認日本吞並朝鮮,日本則同意把條約的適用范圍擴大到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

  日俄戰爭后,日本把朝鮮半島看做“主權線”,並把中國南滿洲地區看做“利益線”。日本除了與英國結盟之外,也試圖與法國、俄國等列強相互承認各自的權益,締結盟約,維持東亞地區的既存秩序。對日本來說,加強與諸國同盟協商的關系,既是為了“永遠維護遠東和平以及帝國的地位、權利”,也是為了對抗取代俄國,以及以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為訴求進入東亞地區的美國。1911年把美國從針對對象中去除的日英同盟,依然保持著“帝國外交的基軸”的地位。

  不過,在西方列強沒有精力顧及東亞地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單方面提出以德國在華權益的接收或者滿洲權益的擴大等為主要內容的所謂“對華政策二十一條”,在沒有與西方列強溝通的情況下,試圖導演“東洋和平”。隨后,由國力不斷增強的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1921-1922年)締結了《四國條約》(日、英、美、法),日英同盟到此廢棄。把自己放在帝國主義國際關系中的日本,雖然曾嘗試“脫亞入歐”,跟當時在東亞地區擁有特殊權益的大國——英國建立同盟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展開國際協調外交,但到此時卻失去了這一重要的戰略伙伴,從而走向孤立化的道路。最終日本不得不展開“與任何國家都要保持良好的國際關系”的外交戰略,並逐漸陷入依靠軍事力量解決問題的泥潭。

  5.以國際協調確保國家利益

  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的對外政策逐步“僵化”,優先被考慮的是軍事手段,而非外交手段。日本國民對於當時國際社會中“世界強國正在為確保國際社會的和平做出最大努力”這一現實缺乏共識,視野狹窄的軍國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全面蔓延,不合時宜的帝國主義擴張情緒日益膨脹。

  在上述情況下,1927年1月18日,正確認識日本的國力,並試圖在國際協調下維護國家利益的幣原喜重郎外相,在帝國議會外交演說中提出了如下對華方針:

  (一)尊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決不干涉其內政。

  (二)中日兩國之間應建立共存共榮之關系,加強經濟合作。

  (三)以同情心與良心接受中國人民提出的合理要求,並為實現其要求而努力。

  (四)以寬容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現實,堅持以合理的手段擁護日本正當而重要的權益。

  幣原正確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局勢,也深刻認識到軍事力量的局限性。“始終與列強協調,嚴格遵守不干涉內政的態度”,依靠中國“健全的進步政策”來“擁護日本及日本國民在支那的權益”。他沒有採用“自衛上的措施”或為擁護權益的“獨自立場”,是充分認識到權力關系或國際輿論等因素后,通過外交途徑確保國家利益的現實手段。

  然而,“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不是採取與列強協調的政策,而是利用“鎮定兵匪,恢復治安”的陸軍力量謀求“東洋和平”這一國家利益。倘若日本把“擁護既得利益”視為絕對條件,就沒法在“門戶開放”的情況下實現維護“日本外交戰略的重點滿洲”這一“利益線”。日本人始終沒能把國家利益在國際輿論和國際利益之間加以良好調整,不僅如此,還以“維護日本權益和國際正義”為由,採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連國際協調派的若槻禮次郎也表示,滿洲是“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權利利益”,為了保護它,我們“不惜任何犧牲”。

  6.裁軍與統帥權侵犯問題

  在1921-1922年間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日本“根據正義人道的精神,一味希望確立世界和平”,最終停止了10年來的主力艦建造,並簽署了內容為把保有主力艦的總噸位比率定為美、英、日、法、意按5︰5︰3︰1.75︰1.75比例進行的海軍裁軍條約。當時的日本政府代表加藤友三郎隨后出任首相,表示“世界已經在和平保障之下,未來日本將與世界強國展開經濟競爭”,不僅將進行海軍裁軍,還會“積極調整並縮小陸軍軍備”,日本將把這塊財政上的節余部分投放到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作為海軍領袖,簽署裁軍條約的加藤主張“國防不是軍隊的壟斷產物”,日本在“保証與國力相應的武裝力量的同時,還應注重發展綜合國力,並發揮外交手段避免戰爭。這才是目前形勢下國防的本義”。他是一位認識到外交的重要性的軍人、政治家。

  1930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是為了把1922年《華盛頓條約》中達成的主力艦的海軍裁軍協定內容擴大到輔助艦(重型巡洋艦、輕型巡洋艇、驅逐艦、潛水艇)而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要求的是總噸位對美比例為1︰7,8英寸炮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7,潛水艇保有量7.8萬噸。由於遭到美國的反對,最終達成的協議為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6,潛水艇5.27萬噸,這雖然低於日本的要求,但輔助艦總噸位數卻達到美國的69%-75%,基本滿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脅他國,但同時也不受到他國的威脅,並在國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這一方針通過這次會議獲得了保証。

  從本質上講,利害關系不一致的國家間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威脅對方,否則想要完全達到本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倫敦裁軍會議上取得的數字作為外交交涉的結果,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此外,從“裁軍”這一會議的目的來講,日本通過自己主動的承諾促進整個會議達成共識,限制過度擴張的軍備競賽,此舉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還有利於日本的繁榮。換個角度講,日本政府通過那次裁軍實施了1.34億日元的減稅,“對內減輕了國民的負擔,對外促進了與各國間的友好交往,為實現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然而,對於這一外交成果,日本國內的反應卻很消極。有人批評政府簽署條約是侵犯天皇統帥權的行為,如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打著“侵犯統帥權”的口號攻擊政府。濱口首相在東京站被歹徒襲擊,次年身亡。現在回過頭來看,圍繞“侵犯統帥權”的批判說明,日本當年不考慮真正的國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黨內部利益的斗爭之中。

  “侵犯統帥權”是否定政黨政治的理論。它隨后成為軍人擴張影響力的武器,壓制了政黨政治的正常運作。軍人的獨斷專行使政府與軍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顯,在此種情況下,出於對外強硬戰略與軍備擴張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漸服從於“強兵”這一軍部利益。從此以后,軍部對國家政策的干涉不斷加強。

  7.無外交國家的破產

  對於戰略家來說,重要的是俯瞰全局,制定結合外交和軍事的綜合戰略,並把它落到實處。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通過日英同盟拉攏世界最大的海軍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通過在國際市場籌備戰爭經費或影響國際輿論等途徑,彌補日俄之間實力上的差距,同時也仔細考慮如何結束戰爭,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請求“調停”等,進行了充分的准備。

  最為賢明的戰略無疑是“不戰而勝”。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國的俾斯麥是真正的戰略家,他統一德國后,就是通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國家利益。俾斯麥的外交風格是與各國建立外交關系,與盡量多的國家建立同盟關系,行使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並尋求歐洲穩定與本國安全的多邊主義。因此,被稱為“和平使徒”的俾斯麥“藝術性外交”使德國成為歐洲多國間外交的中心。可是,解任俾斯麥的威廉二世把發展路線從外交與協調,轉變為軍事擴張與對立,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最終戰敗。

  以“俾斯麥德國”為模范,推進富國強兵戰略,成功地維護主權與獨立的日本,最后卻沒能吸取德國失敗的教訓,甚至犯了同樣的錯誤。1941年,日本與德國建立同盟關系,這決定了跟英美的對決局面。陸軍及部分外務省內部的日德同盟推進者過於相信德國的軍事力量,並宣稱“日本依靠條約(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締結,能維護世界的和平,邁向確立大東亞穩定的大目標”。歷史告訴我們,德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是無力的。三國同盟對日本來說,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沒有產生實際利益,而且還僵化了與歐美的關系,並損害了國家利益。

  8.軍人的獨斷專行與大東亞戰爭

  像伊藤博文或山縣有朋這些同時運用外交與軍事手段的政治家退出歷史舞台后,日本便無法繼續統一掌控外交與軍事。在此情況下,軍部開始以“統帥權獨立”的名義,對外積極推進無視政治和外交的行動。採取國際協調路線的幣原外交也沒有取得制度上的支持,沒能展開政黨政治關於“國家利益”的討論,而始終陷入追求“政黨利益”的政治斗爭,其結果是短視的外交。在由外交官僚和軍事官僚組成的二元化對立外交頻發的形勢下,處於與其他大臣同等地位的首相沒有任何權威去制止事態的惡化。不僅如此,政黨還把統帥權問題在政治斗爭上加以利用,最終首相主動放棄政治對軍事的領導權,導致了軍部的獨斷專行,其后果是重大而致命的失敗。

  統帥權獨立或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存在使軍事壓倒政治,戰爭則被作為政治的手段,不受政府控制,被軍部一手壟斷,這讓日本再也無法走出戰爭困境。於是,作為戰爭的理論,“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被提上議程。該理論認為,日本要把“一直被英美等國支配的大東亞諸民族永久地解放出來,並回歸到本然的狀態,這是帝國一成不變的大方針”,在此方針下,日本應強行發動“解放大東亞的正義之戰”。但是,日本強行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從“日本被侮辱成沒有資源的國家”,“謀圖征服日本的英美所掌控的重要資源回歸到我們的手中”等宣言中也不難看出,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奪得南方諸地域的石油、橡膠、錫以及其他重要資源”。

  9.無視實力的國家利益追求與戰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與以“門戶開放”政策進入東亞地區的美國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廢除了1923年簽訂的《石井—蘭辛協定》,日本同年提出的《帝國國防方針》將第一“假想敵”由俄國變成美國。雖然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已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國力很弱,卻不得不把當時已經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的美國設定為“假想敵”。這一事實表明,日本在“大陸政策”上沒能准確定位自己的國家利益。那時的日本顯而易見在追求超過自己國力的過高的國家利益,結果注定要失敗。

  決定對英美發動戰爭的東條內閣,雖然意識到“敵人擁有廣大的領土,豐富的資源”,並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巨大實力,但還是主張“為了維護權威和自我生存,不得不站起來”,抱著“很有可能導致長期戰爭”的覺悟,發動了沒有把握的戰爭。開戰前夕,日美雙方的實力差距是相當明顯的。例如,鋼鐵為1︰20,石油為1︰100,煤炭為1︰20,飛機為1︰5,造船為1︰2,勞動力為1︰5,整體差距為1︰10。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部分海軍將領之外,沒有人能夠冷靜地分析日美兩國實力懸殊,也沒能選擇“國家的生存”這一核心利益,避免戰爭。當時的這一狀況毋庸置疑表現出軍人政治家的局限性。那些軍人政治家強硬主張“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強幾倍、數十倍的敵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偉大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敵人內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結果,這一無視實力懸殊的、欠斟酌的戰爭,使國家和國民陷入崩潰的邊緣。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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