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 戰后國家利益論的“崛起”

2009年03月03日17:14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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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后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人根本不敢使用“國家利益”一詞。例如,蘆田、鳩山、岸、池田,這四位歷任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一次都沒有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為什麼?原因也許是戰前日本就是因受所謂的“國家利益”的影響才走向悲劇的。所以,在戰后初期,與“公”或“國家”相比,人們更加優先對待“私”或“個人”,同時重視人權和自由。但今天的日本政界或媒體界,人們卻頻繁地使用“國家利益”,甚至覺得缺了這個詞就不正常。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一演變的實際原因與背景。

  在這裡,應首先弄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即對於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來說,最為重要的政治場所“國會”和對輿論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媒體”到底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使用“國家利益”一詞。

  1.日本國會如何看待“國家利益”

  圖2-1顯示的是日本國會眾參兩院的總會、各委員會、聽証會等會議記錄,以及歷任首相提到“國家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日本的利益”)的會議次數變化情況的統計結果。

  圖2-1在日本國會中首相提到“國家利益”的會議次數

  我們從中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首先,雖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關於國家利益的談話,但整體上而言,直到佐藤榮作政府為止,在“二戰”后20年間,日本這一“主權國家”的最高政府領導人在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國會裡講話的時候,幾乎沒有使用或提出過“國家利益”這一概念。

  其次,一個明顯的轉折是,1971年,佐藤榮作首相在國會有關“國家利益”的發言達到50次之多。而這一年,他在國會包括總會、委員會等演說或問答的次數總共隻有140次,也就是說其中提到“國家利益”的佔1/3以上。眾所周知,1971年的國際形勢對日本來說是“極具變化”的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鬆上台后,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編者注

  形勢和中美關系發生了戲劇性變化,而在日美之間也展開了“沖繩是否歸還”的交涉。在這一年,日本周圍的政治、安全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佐藤首相關於國家利益的發言往往也針對時事,與沖繩歸還問題以及中國問題息息相關。在此之后,除了竹下、海部、宮澤、村山幾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

  3.日本國家利益論“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國家利益”的使用頻率雖然在國會看不到長期的增加趨勢,但在報紙上這一趨勢卻很明顯。事實上,1990年后和2000年后的增加都是以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為背景的。也就是說,媒體界在面臨新形勢的過程中,也認識到國家需要轉變原來的對外戰略,而作為向整個輿論的說明材料,“國家利益論”開始逐漸崛起。我認為,作為誘因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蘇聯的解體重塑了國際政治的格局。在東亞,以蘇聯的威脅為前提而維持的中美戰略合作關系喪失了存在的基礎。中國在全球化的形勢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迅速發展,不斷加強地區和全球影響力。朝鮮在失去蘇聯的支持后,社會主義體制陷入困境,為了維持既有體制,以開發核武器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邊緣化外交”。在這些嶄新的外部安全環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認識日美安保體制成為迫切需要面對的政治課題。

  另外,在“9·11事件”發生后,“反恐戰爭”等全球威脅不斷多元化的形勢下,冷戰時代以核威懾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關討論已經過時,“意識形態對立”格局全面終結。全球各地紛紛出現的民族、宗教紛爭、恐怖主義活動等新的安全威脅,引起了各國政府的密切關注。在這個時代,對和平的“創造”比傳統意義上的“維護”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這一時代主題的影響,圍繞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執政黨與在野黨陷入對立僵局,輿論則陷入分裂狀態。在需要對和平或安全問題展開新的討論的情況下,媒體有理由重新開始探討究竟什麼是“日本的國家利益”。

  另一方面,東西兩大陣營對立的格局終結,推動了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漸推進的過程中,物品、資本等迅速、大量、跨國移動的趨勢日益明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們認識到,地區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從而促使東亞各國將相對劣勢產業的貿易保護政策,轉變為貿易互惠增進政策。國際經濟環境正在發生變化,有關對外經濟政策的討論正在升溫,這些因素也促進著“國家利益論”的升溫。

  其次是在政治、經濟兩個領域日本國內形勢發生的變化。先談政治領域,1989年,幾乎在冷戰結束的同時,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長達60多年,迥異的社會、政治制度與形態混合存在的“昭和時代”宣告結束,而戰后始終主導日本政局的“55年體制”也在同年崩潰。此前,戰后日本國會關於憲法和安保問題的討論,始終處於意識形態化的“神學論爭”之中,直到自民黨與社會黨聯合執政的村山富市政權對日美安保和自衛隊採取容忍態度,冷靜而理性的國家利益論爭依然沒能展開。但海灣戰爭發生后,在聯合國的引導下,當世界各國間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國際協調機制進行深入思考之時,日本有關人士終於開始討論:“在國際社會,日本不僅要在經濟領域,也需要在政治領域積極作出貢獻。”

  緊接著,伴隨冷戰的徹底終結,日本國內的意識形態化論爭也走向終結。由於日本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的推動,“安保政策”發生了比較大的轉變,國內政治格局也被重新調整,這樣一來原本趨於原則理論或形式主義的“安保論爭”變得更加靈活而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僵化”的國家利益討論,轉變為對日本周邊地區個別或具體威脅的討論。進入21世紀,在自民黨與民主黨兩大政黨制的趨勢逐步確立后,日本國會中的論爭也變得更加現實,“國家利益論”也將在此氛圍之下繼續進行下去。

  此外,20世紀90年代,由於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在“失去的10年”這一經濟低迷時期持續的過程中,“終身雇用”、“年功序列”等日本企業經營模式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持續性經濟增長”已經無法保証,財富或新舊權益的再分配等問題也使日本輿論界觀點不一,有“代價”的自由化或市場開放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政策課題。面對“開放”這一趨勢,“國家利益”在日本得到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討論。比如,在關於WTO(世界貿易組織)或FTA的國內討論中,農業問題經常成為議論的焦點。但是,日本人越來越意識到,隻優先考慮本國的農業保護政策,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或地區合作的潮流。如何區別判斷“國家整體的利益”與“國家局部的利益”,對我們來說日益重要。

(責編:牛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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