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360年祭 李自成是“賊寇”還是“英雄”

《領導干部大講堂·史鑒卷》 唐晉主編  國家行政學院 2008年7月出版

狄馬

2008年07月21日17:37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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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農歷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於煤山。這標志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治正式結束。因這一年為舊歷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平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懷和對農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回裡,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尚“左”的年代裡,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聖人”﹔而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飢饉所逼。

  

  李自成出生於陝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裡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陝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陝北本來地處內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麼工商業,但官府的各種“加派”隻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於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於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隻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裡,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①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飢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學者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血酬定律”,既然“飢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系數”是相同的,那麼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裡繼續寫道: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裡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②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我們也看到,飢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隻要願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相聚為盜”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麼用?官府如能“損有余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麼呢?

  ……有司悚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隻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一甲隻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裡一縣無不皆然。則現在之民隻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③

  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事實上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來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禎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農民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當他率眾從巴西魚腹諸山中逃出,進入陝南的時候,身邊的部眾不足數百。可當十一月間,他突然率部進入河南以后,很快聚眾達數十萬。這和當時河南的災荒有關,但災荒不可能年年有到處有,隻要措置得當,也不至於遍地柴薪。而當時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諉過於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裡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時人鄭廉在《豫變紀略》裡詳細記錄了李自成當時大賑飢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飢民。遠近飢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扑。”你也許可以說這是“收買人心”,是“作秀”,但崇禎和他的官府為什麼不“收買人心”?為什麼不“作”這樣的“秀”?因而,就本質而言,與其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飢民”更接近事實些。“飢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后,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裡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並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並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體性的暴力活動來顛覆、破壞現存秩序、制度的行為)雖然有多種,但就它的發生動機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的目的,一類是在飢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一類是由良知和頭腦引導的,一類是由肚皮和腸胃引導的﹔因而,一類可以叫“良知革命”,一類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過一個國家的試驗給整個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改朝換代”,即“屁股變了,龍椅沒變”﹔前一類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而后一類則幾乎可以囊括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的當然也不例外。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麼“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還是彈劾?罷免?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麼,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隻有一條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

  實際上,朝廷和官府正是這麼看待這些起義軍的。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了捉拿張獻忠,曾張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頭兩句就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不說他殘酷鎮壓農民軍,單憑這兩句,我覺得他最后自縊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張獻忠固然不是善類,但楊嗣昌說的就更不是人話。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隻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我們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的尊敬?一句話,我們在品評這些逝去的英雄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聖經上講,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當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這對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

  在這兒,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兩種倫理關系,即針對自己的暴力和針對別人的暴力。一個人可以放棄“針對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權,採取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包括投降、順從、談判甚至“認賊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當這種暴力針對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體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一個人可以當飢餓和公開的搶掠襲來時選擇“逆來順受”,但無權要求別人“坐以待斃”。不管他用多麼好聽的理論來勸阻別人“告別革命”,在我聽來,都像新版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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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顧爽(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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