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古田會議前后

　　毛澤東離開紅4軍不久，蔣介石命令閩粵贛3省國民黨軍，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會剿”。朱德、陳毅從連城趕到上杭蛟洋，與毛澤東召開中共紅4軍前委緊急會議，商討應敵計劃。毛澤東分析了敵人“會剿”的形勢，指出：敵人內部有矛盾，是各自為政。所謂“會剿”，實際是“會”而不“剿”，“剿”而不“會”。他提出對於敵人的“會剿”，不能採取硬拼，應採取比較靈活機動的戰術，敵軍打過來，我們就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軍的力量。敵軍一走，我們再打過去，粉碎敵人的“會剿”。但是，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決定出擊閩中。同時，應中共中央的要求，決定派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會后，紅4軍主力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因“冒進閩中”，或企圖割據東江，都受了不少挫折，不得不返回閩西。

　　這期間，朱德在上杭太忠廟主持召開中共紅4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並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會議。毛澤東回信說：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正發瘧疾），就不參加大會了。為此，前委認為他這是無組織觀念的表現，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並責令他馬上趕來開會。毛澤東坐著擔架赴會。當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看到毛澤東臉色蠟黃，“面無人色”，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

　　中共紅4軍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得很不成功。翌年，紅4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准備意見，就拿到會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后還得不出一個結論。“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

　　毛澤東病重的消息不知道從什麼渠道傳了出去。國民黨說，毛澤東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於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做出很高的評價：“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得到了紅4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中央立刻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后，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紅4軍前委的信，即中央“八月來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斗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

　　8月27日，陳毅到達上海。兩天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匯報了紅4軍的情況和黨內爭論的問題，會議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三人委員會，以中央“八月來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再給紅4軍前委起草一封新的指示信。該信於9月28日發出，即中央“九月來信”。

　　中央的“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就和經驗，並對今后紅4軍的工作任務做了一系列明確的指示。信中指出：紅4軍創建以來的艱苦斗爭經驗充分証明，“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必須堅持。“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對於紅軍中的種種錯誤觀念，“前委應該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之”。來信批評紅4軍七大及前委對於朱、毛兩人的處理辦法是一個錯誤﹔沒有從政治上指出誰是誰非，隻是回答一些個人問題﹔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對朱、毛問題沒有注意從政治上去檢查他們的錯誤，而是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隻有使糾紛加重。信中規定：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斗爭﹔前委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中央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維護了毛澤東和朱德在紅軍中的統帥地位，為紅4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11月26日，毛澤東在上杭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要他回前委繼續主持工作的指示后，來到長汀，與朱德、陳毅會合。同時他寫信向中央報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中共中央收到毛澤東的信后，在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說道：“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毛澤東回到紅4軍后，同朱德、陳毅一起，決定召開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傳達中央“九月來信”，討論糾正黨內錯誤思想。

　　12月28日、29日，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即古田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政治決議案》等8個決議，通稱《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決議，是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對人民軍隊的建設以至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都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統一了紅4軍的思想，而且各地的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大會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使紅4軍再現生機。

　　古田會議后，毛澤東雖然回到紅4軍主持工作，但客觀形勢依然十分嚴重。第1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的元旦賀信中，流露出對時局的悲觀情緒。毛澤東深感這不是林彪一個人的問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1930年1月5日，他以黨內通信形式回信給林彪。毛澤東在信中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指出了有利於紅軍生存、發展、壯大的主客觀條件。說現在的紅軍就像星星之火，一定可以造成燎原之勢。毛澤東的這封信對紅4軍將士認清形勢，鼓舞士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來被收入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毛澤東本身來看，他通過認真總結兩年多來的革命實踐經驗，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逐步形成了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這時，閩粵贛三省敵人調動14個團，對閩西根據地和紅4軍又發動第二次“會剿”。為打破敵軍的“會剿”，毛澤東和朱德一起很快制定了作戰計劃，僅用不到20天的時間，就打破了敵軍的“會剿”。1930年1月24日毛澤東率部到達廣昌，與朱德率領的主力部隊會合，他欣喜萬分，命筆寫下《如夢令?元旦》。

　　之后，毛澤東一面帶兵打仗，一面積極開展地方工作。2月7日，他在江西陂頭主持召開會議，通過了《土地法》，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使贛南、閩西的土地革命迅速展開。到3月中旬，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基本上實現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公開割據閩贛邊界20余縣的計劃，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