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批評 閻崇年"正說"明亡清興六十年
記者 啟發
  2006年09月22日08:48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9月1日,閻崇年重返“百家講壇”,講述《明亡清興六十年》。與此同時,中華書局的同名圖書也同期上市,首印20萬冊。 

  9月8日,本報記者獨家採訪了著名清史學家、《明亡清興六十年》作者閻崇年,閻先生第一次全面介紹了他寫作這本書的情況。 

    我沒有美化清朝 

  讀書報:閻先生,首先祝賀您又有一本新著面世!記得兩年前,您的大作《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是在金秋時節推出,您收獲了成功,書業界一時刮起了“正說”旋風。同時,我們也能聽到另外一種聲音,說您在美化清朝。請問,是這樣嗎? 

  閻崇年:這裡,我想首先澄清一個問題:我不論是在“百家講壇”講座,還是寫作您提到的這些歷史普及讀物,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說基本的立足點就是“正說”歷史,也就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給聽眾和讀者介紹歷史。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多年來“戲說”成風,已經在普通民眾中造成了極大的誤導。既然是“正說”,我們的目的就是“還原”,就是盡最大努力接近歷史的真相,不夸大也不縮小,用事實來說話。刻意美化和刻意丑化某個朝代,都是我竭力避免的。 

  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要敬畏歷史。為什麼要敬畏,因為歷史包含著我們先人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都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和汲取。因此,我在講座和書稿中比較注意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我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講到了清朝十二位皇帝,其實是以他們作為清朝從興到盛再轉衰的不同階段的代表,從他們身上總結一個王朝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教訓。清朝的歷史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啊,其經驗和教訓也同樣值得我們后人去很好的總結啊,怎麼能夠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我們就排斥呢?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評價,包括學術界也還存在不少爭論,我非常願意參加這樣的討論。但是,從某種立場出發,對前人的事跡,我們的歷史,作簡單的肯定或簡單的否定,都不可取,都是在抹煞歷史。 

    “十二帝”以人系事 “六十年”以事帶人 

  讀書報:您覺得《明亡清興六十年》與《正說清朝十二帝》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您這次為什麼選擇“明亡清興”這樣一個朝代更迭的特定階段來寫?您在這本書裡想告訴讀者的核心意思是什麼? 

  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關注的是清朝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它的關注點是一個清朝。而《明亡清興六十年》觀照的對象是多元的,既有清朝、也有明朝。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個朝代更迭的關節點來寫呢?我在這本書的“序”裡已經有比較具體的說明,這個時代是山崩地解、復雜多變的時代,格局波瀾壯闊、事件復雜多變,人物個性鮮明,總的基調是悲壯。這個時候發生的朝代更迭,不僅是王朝統治的更替,還包括民族統治的更迭。這種劇烈的震蕩引發的從社會到人心各個方面的變化都非常值得關注和總結。同時,明亡清興的六十年,又是中國近世社會的縮影,貧與富、夷與夏、官與民、中與西,都在這裡匯聚,了解這個時段的歷史,對於了解近代中國的一系列事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在這本書裡提出一個問題: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興?我想,如果讀者讀了這本書后,能夠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並從一個王朝的成敗經驗看到對自己人生的某些借鑒意義,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讀書報:具體到寫法上,這本書與《正說清朝十二帝》有何不同? 

  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是以人系事,《明亡清興六十年》是以事帶人。為什麼採取這樣的寫法呢?因為這本書反映的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時代,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很多。僅舉明朝的例子,不僅涉及到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代皇帝,而且涉及到張居正、袁崇煥、東林黨人,甚至權閹魏忠賢等人﹔事件不僅有遼東的戰事,而且包括“三大案”、“黨爭”等朝廷上和宮廷中乃至外交上的事變。用人來串連的話有很多的局限性,有些事說不清。所以想來想去,用大事件來串連最為合適。因為在這些大事件中,各種人物、各種力量都有表演。比如講到“薩爾滸大戰”,光講明軍主帥楊鎬或者光講后金主帥努爾哈赤,都不易說清楚。 

   “平民立場”不是貶義詞 

  讀書報:我在閱讀過程中有一個感覺,從《正說清朝十二帝》到《明亡清興六十年》,您似乎越來越有意擺脫學術論文的寫法,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您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講到咸豐皇帝時給了他“三個錯”的評價,在《明亡清興六十年》中講到萬歷皇帝時您又說他“六不做”“六做”,這種寫法肯定不是學術論文的寫法,您是有意為之嗎?為什麼? 

  閻崇年:是有意這麼寫的,根本的原因是由受眾決定的。我在電視上講座,最廣大的觀眾是非專業的人士﹔我寫的“十二帝”也好,“六十年”也好,最廣大的讀者也是非專業的歷史愛好者。如果我在講座中,在圖書中,還擺論文腔,他們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要採用他們容易接受的方式來講和寫,要做到條理清楚、容易理解、容易記憶。比如萬歷皇帝,如果完全按照史書的記載寫,可以寫的事情很多,其中有趣的事情也很多,但是那樣寫就成了流水賬了。讀者很難對萬歷皇帝形成一個整體的認識,那些事件也很難記。我的初稿寫出來后感覺不滿意,再修改還不滿意,最后才形成現在的樣子。再比如我寫《正說清朝十二帝》時寫到康熙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那可寫的事情更多了,可以寫一本厚厚的傳記。如果那樣寫書的篇幅不允許,而且讀者也不易掌握。所以我從“對自己”“對朝政”“對臣民”“對西學”“對子孫”五個方面來寫康熙皇帝,實踐表明,這樣的做法更利於一般讀者理解和掌握。 

  讀書報:有人評論,聽您的講座,就好像是聽一位老者講我們身邊的人、身邊的事,不覺得那是與自己隔得很遠的歷史上的人和事。我姑且把您的這種講述方式稱為“平民立場”的講述。您願意得到這樣的評價嗎? 

  閻崇年:願意啊。平民立場並不是貶義詞,給大眾講就要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大眾的思維和學者的思維是不同的,在給大眾講述時,作為學者要做好這種思維方式的轉換。 

  讀書報:您剛才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學者思維和大眾思維,二者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閻崇年:我個人認為,一般人的思維趨向於“求同”,而學者的思維是以“求異”為特征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薩爾滸大戰”,這一仗明軍四路喪師,大敗,我們一般習慣於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找原因,當然,任何一個事情的失敗都有各方面的原因,這似乎可以稱為是“求同”的思維。這是一個學者思考的起點。但是在這麼多原因裡,哪一個才是最關鍵的原因?這是學者要追問的。在《明亡清興六十年》一書中,我找到的答案是,雙方勝敗的最關鍵因素是戰略戰術問題,明軍開始制定的戰術是“兵分四路,分進合擊”八個字,結果實現了七個字,惟獨沒有實現“合”字,敗在兵力分散,后金的戰術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勝在集中兵力。得到了這樣的答案以后,還要把學術思考得到的結果轉化為大眾能夠接受的表述方式,所以我在講座中,把明軍之敗歸納為一個“分”字,把后金之勝歸納為一個“合”字,這樣,觀眾才更容易理解和記憶,同時,還可以引申,小到自己的工作學習,大到經營管理、治國理政,都要集中力量,抓住關鍵。所以,學者在給大眾講述和寫作時,要完成“求同—求異—求同”這樣一個思維轉換的過程。 

    我不害怕批評 

  讀書報:您重返“百家講壇”的講座以及剛剛面世的新作,受到媒體(包括網絡)的廣泛關注,其中也有批評的聲音,我前面提到的所謂“美化清朝”問題就是其一。您是不是感覺現在的讀者和觀眾的口味越來越“刁”了? 

  閻崇年:讀者和觀眾的口味是在提高,這對作者和講座者來說是好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進我們的研究。我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過一句話,叫做“聞過則喜”。聽到批評的聲音,並不是可怕的事。記得《正說清朝十二帝》剛出來時,一個名叫陳超的初中學生指出,“光緒皇帝”那一節有一處把“珍妃”寫成了“診妃”。打開書一看,果然是!我馬上通知出版社重印時趕緊改過來,並且送給陳超一本書,簽上自己的名字,請他繼續指正。“十二帝”面世兩年來,印了17次,每次重印都有修訂,而其中大部分是吸收了讀者的意見和建議。所以,我不害怕批評,歡迎批評。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文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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