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原作者:相當滿意馮小剛改編電影

　　編前

　　《唐山大地震》的前世與今生

　　《唐山大地震》中，方登有生母和養母。對《唐山大地震》而言，也有“生母”和“養母”。“生母”即原著《余震》的作者張翎，“養母”為影片編劇蘇小衛。伴隨著《唐山大地震》的熱映，張翎的《余震》和其他5部作品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重新包裝后結集上市，引發關注。許多看過小說的觀眾認為，電影做了很大的改動。電影不僅僅是寫方登一個人地震之后的內心糾結，而是一個家庭的情感故事。本報通過對“生母”與“養母”的採訪，特為讀者解讀《唐山大地震》的前世與今生。

　　前世

　　她是加拿大一名聽力康復師，本職工作是幫病人恢復聽力﹔她也是一位作家，通過文字幫人聆聽真實靈魂發出的呼號。她雖然有10多年的寫作經驗，著作等身，但因為隔了一個太平洋，在小說《余震》被馮小剛搬上大銀幕之前，這個叫張翎的女作家在國內的認知度並不高。因為時差關系，27日，遠在多倫多的張翎通過Email接受了華西都市報記者的採訪。她介紹，對馮小剛的改編相當滿意，今年5月在北京馮小剛的工作室看了樣片后止不住流淚，“而我平時看電影是不怎麼哭的。”和嚴歌苓一樣，張翎成為被國內文壇和影視圈雙重關注的海外華人女作家。

　　A

　　關於《唐山大地震》：小說讓人看見痛

　　(當馮小剛決定要拍以唐山大地震為題材的電影后，助理張述給他推薦了張翎寫於2006年的小說《余震》。張述在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張翎曾是他的鄰居，老鄰居寫的《余震》讓他印象最深刻。張述曾給華西都市報記者講，雖然對原著的故事已爛熟於心，但這個堂堂七尺男兒第一次看到由它改成的劇本，還是忍不住落淚。)

　　華西都市報：以前知道您的內地讀者並不多，您曾說自己是一個“國內國外兩邊都不入流的作家”，但現在一部《唐山大地震》讓您從幕后走向前台，對此您心情怎樣？

　　張翎：其實在《唐山大地震》出現的很多年前，我作為一個小說家就已經存在了，隻不過電影把我推入了大眾的視野。寫作生涯意味著兩個方面：一個是書寫的過程，另一個是出版的過程。成為關注點對出版過程來說是有幫助的——現在我基本不需要為尋找出版渠道耗費心神。然而對寫作過程來說，我在時間和精力的分配上可能比以前更緊張，因為我要為寫作之外的事分心。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平衡系統。

　　華西都市報：《唐山大地震》上映三天票房就破億，您認為它的成功除了靠您的原著，還有哪些地方？

　　張翎：電影使人們通過圖像再次重溫了地震對家園、生命和心靈的殘酷摧毀，人被天災猝然擊倒時的無奈和失措，失卻親人和熟悉的生活環境的巨大疼痛，以及他們在重建家園和重建心靈過程中的艱難和勇氣，這些都是極為感人的。我5月初在馮導工作室裡看到了還未完成科技合成的版本，現在極少有讓我流淚的電影，可是那天我哭了。

　　華西都市報：有人說《余震》色調有些灰暗，讓人讀起來很痛，馮小剛改動了書中一些橋段，您對電影最終呈現出的版本滿意與否？

　　張翎：電影和小說有著不同的側重，對一件事情的觀察和敘述應該允許有多重的視角。小說讓人看見了痛，電影讓人看見了暖。疼痛讓人不安，但是小說不是為悅人眼目而寫的，所以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電影裡心靈重建的溫暖是觀眾所感動而願意接受的，票房和觀眾真摯的淚水都說証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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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金山》希望陳寶國寧靜出演

　　(張翎以僑鄉開平的碉樓為背景，費時數年，寫出了反映百年華工血淚史的小說《金山》。《金山》該書的版權已經由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等9國買下，《金山》的影視改編權也被導演張黎買走。)

　　華西都市報：聽說您動筆寫《金山》的因由竟和一件紅色舊式夾襖有關？

　　張翎：我曾經在加拿大偶然看到過寫有中國人姓名的幾塊墓碑，他們是被近代史教科書稱為先僑、豬仔華工或苦力的那群人。2003年，我參加海外作家回國採風團，在僑鄉廣東開平參觀后來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碉樓，忽然看到碉樓裡的一件粉紅色的舊式夾襖，它讓我突然感覺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電流從指尖顫顫地傳到頭頂。裹在這件年代久遠的繡花夾襖裡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靈魂呢？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們有過什麼樣的期盼和哀怨呢？我強烈感覺到，我寫《金山》的時候到了。

　　華西都市報：為何把《金山》的改編權交給張黎？目前有沒有鐘意的演員？

　　張翎：我看過張黎的《走向共和》、《中國往事》，感覺他對清末民初的那段歷史把握得十分准確，是我心目中《金山》電視劇的最佳導演人選。至於演員，我覺得陳寶國是我心目中的那種硬漢，而寧靜或小宋佳都是女主人公六指的好人選。

　　C　關於創作
　　中國是我靈感的發源地

　　(張翎目前的職業是聽力康復師，工作收入穩定，寫作對她來說是業余的，不用理會和卷入國內文學圈內的紛紛擾擾。“我從寫第一個字開始到現在都是業余，我是不靠寫作為生的業余作家。”)

　　華西都市報：您如何轉換聽力康復師和作家的身份？如果加拿大放映《唐山大地震》，您會邀請診所同事去看嗎？

　　張翎：聽力康復師的職業是一扇窗口，讓我看見聽見並近近地觸摸到了多倫多這個多元大都市裡各個族裔的生活脈搏。我的職業一直在為我的寫作做著各個層面的鋪墊 ——物質的人文的閱歷的鋪墊。我的同事都在非常急切地等待著有英文字幕的DVD上市。如果電影有機會在加拿大公演，我們一定會集體去觀看——畢竟連我也還沒機會看到大屏幕的版本。

　　華西都市報：您寫小說的時候都要做很多“功課”，這樣是不是很消耗自己的精力，影響寫作效率？

　　張翎：當然。但是這些功課是繁瑣而必需的，我不能跳過去。我並不追求多產，我希望我的每一個孩子(作品)都健康。

　　華西都市報：今后有沒有想過從加拿大轉戰國內，甚至辭職專門寫作？

　　張翎：目前我的生活狀況是在大洋兩岸游走，幾個月就回國一次。中國始終是我靈感的發源地和書寫的永遠題材，但是我也需要加拿大的視野和寧靜的生活環境來安放我的書桌。目前我請了一年的長假來旅游採風，但暫時還沒考慮成為專職作家。記者楊帆

　　編劇蘇小衛：劇本肯定不等於原著

　　今生

　　作為一個編劇，蘇小衛還有別的名字：思蕪、秋實。從1995年寫出第一部電影劇本《贏家》開始，這兩個名字便伴隨著《那山那人那狗》、《說出你的秘密》、《藍色愛情》、《生活秀》、《暖》、《情人結》、《愚公移山》、《沂蒙六姐妹》一起，斬獲兩次金雞獎最佳編劇、兩次華表獎優秀編劇。2008年，備受關注的《唐山大地震》(以下簡稱《地震》)制片方華誼兄弟相中這位資深女編劇，並在片子上還原了她的真實名字——蘇小衛。

　　創作過程：“我自己跑下來了，沒有接力。”

　　問：談談您介入到《地震》這部電影創作的過程？

　　蘇：《地震》我介入的時候想法已經比較成熟了，華誼兄弟跟唐山市廣電局的合作以及選擇改編中篇小說《余震》的想法都確定了。我看了小說之后，大概也了解了制片方想拍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又和王中軍先生、馮小剛導演聊了一次，大家覺得“兩個孩子隻能救一個”是一個文學的起點，也是一個電影的起點，把遭遇地震的母親和女兒都推向了情感的懸崖，她們活下來了，但她們內心會是怎樣的感受，生活會怎樣繼續，這是個懸念。還有一個問題大家覺得也不能回避，那就是汶川，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汶川地震還沒有發生，但是電影開始運作的過程中，全國人民又經歷了汶川地震，32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通過這兩次地震后的情形也可以折射出這種變化。還有一點就是寫一部關於感情的溫暖的電影，這也是共識。可以說，我是在一個比較清楚的框架下進行創作的。

　　問：劇本改了幾稿？

　　蘇：修改的遍數很多，但都沒有大動，推翻的嘗試有過一次。我們想過換結構，也想過用女兒的現在時往回切，后來不理想就放棄了。和公司那邊來回傳稿子，有一次傳回來上面寫著“《地震》第八稿”，我才發現都這多稿了？拍攝過程中，導演遇到問題我們還會溝通，劇本的修改一直持續到完成。編劇當然都希望一勞永逸，但是不可能，總會遇到各種問題，有時需要耐心，從編劇來講是職業操守，從導演來講和編劇商量是對創作負責。

　　近期很多商業大片的創作經常是很多編劇接力創作，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編劇多到任何一個編劇都不能說片子是自己的創作，這個現象在現在非常普遍。別人說這是產業化的創作方式，但是編劇們有時候覺得很無奈，並不是不能寫到最后，而是沒有機會寫到最后，所以從這點來說，我還是幸運的，雖然在創作過程中大家的意見也不是完全一致，但還是彼此信任的，我自己跑下來了，沒有接力。

　　從小說到電影：“一條線變三條線”

　　問：在改編的過程中，什麼樣的內容可以被保留下來，什麼東西被去掉了，又有什麼東西可以被加進來呢？小說搭上電影快車 蘇：電影以小說為基礎，再按照制片人的要求去做。在我們確定了“一分為三” 的結構之后，就不僅僅是寫方登一個人地震之后的內心糾結，而是一個家庭的情感故

　　事。原小說中有很多內容隻跟方登發生關系，比如小說中有很多她在加拿大的生活故事，就被拿掉了。因為電影需要平衡人物的時間，母親、姐姐、弟弟的生活故事需要平行推進。這個選題大概包含了三個層面：一個家庭的幾個人物因為一場特殊災難導致最后生活的失衡﹔他們的感情糾葛，互相抱怨又在思念，不能原諒又彼此牽挂﹔同時，它又涵蓋了一個三十年變遷的時代話題。我覺得原小說的主要內容劇本都保留了，但劇本肯定不等於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