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奧運 王東：為什麼我要寫《北京魅力》？

    （七）大師囑托，重如泰山

    1993年、1997年，張岱年先生兩次鄭重囑托我，要把他倡導的綜合創新文化觀，好好地加以發展，為此我不遺余力，先后寫了闡述多元文化綜合創新哲學的三部曲：《中國龍的新發現》（2000），《中華文明論》（2002），再有就是這本《北京魅力——北京文化與北京精神新論》（2008）。

    我從1982年來北大哲學系讀博士生的時候起，就認識張岱年先生了，但最初幾年，並無深交。當時我並不是他的授業弟子，我和陳來、劉笑敢三人，是北大哲學系，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培養的最早的哲學博士。他們二位，師從張岱年先生，學的是中國哲學史﹔而我則師從黃楠森教授，搞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1986年，在“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大討上，針對流行一行的自由主義全盤西化論，沉渣初起的保守主義儒學復歸論，張岱年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論。我在同年出的《改革之路的哲學沉思》等論著中，也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論基本思想，但深愧不如張先生提得更明確、更系統、更深刻。后來進一步得知，張先生早在在20世紀30年代初，也就是50年前，就已達到如此思想高度。於是，盡管從1989年5月起我就成了正教授，到20世紀90年代我又拜張先生為師，專門向張先生學習多元文化綜合創新論，過往很密切，總有幾十次之多吧。

    張岱年先生有兩次義舉，使我深受感動，終生難忘。

    1997年3月一天，我在晚7點開始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看到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張岱年全集》八卷本，並舉行了出版座談會。這在當代中國學人中，實在十分難得，或許就是第一人吧。因而，盡管我未能應邀到場，但我發自內心深處，為張先生高興和自豪。因而我立即給張先生打了電話，表示熱情祝賀。張先生在電話中表示謝意，然后向我解釋說：“我原來是推薦您來參加這個會的，出版社說地方太小了，隻好作罷。這部書我給您送去。”張先生最后這句話，我當時以為就是一般性地說說，是一句客氣話，第二天一早，我還照平常習慣，出去跑步了，八九點鐘才回來。一進家門，兒子王放就指著書桌上擺著的三本精裝的《張岱年全集》說，早上來了一個老爺爺，送來了這三本書，還說非常抱歉，一次拿不動8本書，隻送來了3本。老爺爺還說，爬上5層樓梯，原來有過毛病的心臟有點不舒服，坐在沙發上，喘了一會兒氣，才走的。張先生當時已是88歲高齡的學術大師了，心臟還有過毛病，卻不辭辛苦，為我這樣一位年不到50的后生晚輩，爬上5樓，來送書。我當時拿著這三卷本書，感動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2003年初，我受張先生囑托與指點，寫出的《中華文明論》三卷本，終於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把這部新著送給張先生時，他老人家顯得非常高興，他接過新書，看來看去，還摸來摸去，就像對待自己的新作品一樣。后來定下11月22日召開一個《中華文明論》出版座談會。我希望張岱年先生能去參加，但難免又有些猶豫：張先生已是近九五高齡的老人了，身體又不是太好，萬一出點事怎麼辦？周圍人也不免擔心，甚至連我愛人俞濤，都堅決反對請張老到會，我請她開車去接，她斷然拒絕。我也把這個擔心跟張先生明說了，誰知張先生卻一再表示：隻要身體那天不出毛病，就沒有問題。於是，我跟張先生說定，那天早上過來看看，一切視身體狀況決定。那天一早，我請一位學生開車過去看看張岱年先生，張先生表示沒有問題，可以去。臨到會場時，張先生執意不坐輪椅，邁著小而又小的“張式步伐”，一步一挪地走進會場，落坐后還和已到會場的黃楠森、邢賁思等人握手。一開頭張先生就講了話，講出了他對《中華文明論》一書的高度評價，甚至還說了一句讓大家都沒想到的話：《中華文明論》是一部偉大的學術著作。張先生講了十來分鐘。我生怕老人家累著，或出點意外，就上去請張先生退席。但張先生卻執意表示：我再聽聽別的同志發言，學習學習。就這樣，從九點一直到十點多了，大家中斷了會議，堅決表示讓張先生請回。於是，張先生也就不再固執，又在旁人攙扶下，一步一挪地走回會場。那個時候，張先生已經是九十四周歲半了，眼看就要到九五高齡。這是張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學術會議，最后一次作學術講話。

    張先生對我，還有兩次囑托，令我終生難忘。

    第一次是1993年4月26日，經張先生推薦，我和他老人家一起去參加《光明日報》召開的一個民族精神座談會。那時我和張先生同住中關園，他住48號樓，我住43號樓。我先到張先生家，然后一起坐上了一輛出租車。我和張先生都坐到后排上，挨得很近，可謂促膝交談。隨便聊了點家常之后，張先生忽然相當鄭重地對我說：“王東同志，你支持我倡導的綜合創新文化觀，我非常高興，希望你能把這個理論再發展發展，使它發揮更大作用。中國歷史上有個‘顏李學派’，雖說最早是由顏元創立的，可是后來是由於李塨的繼承發展，才有了更大影響……”我當時事先並沒想到，年事已高的張先生會對自己鄭重其事地說出這樣一番話，隻是覺得這段話分量太重了，帶有囑托性質。於是，我沒有作過多表示，隻是點頭稱是，表示我一定盡力而為。

    第二次是在1997年，迎接北京大學校慶100周年之前。我去張先生家去看望，談話之間，他又說了上次囑托的話。我有了一點精神准備，於是當即表示：“您的意思我贊成，我一定盡力而為。您首倡的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論，非常正確，隻是有些人認為它隻是一個空洞口號，抽象公式，沒有具體內容，具體用處。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綜合什麼，怎樣創新’的問題，並且盡可能使綜合創新論具體化。”張先生深表贊成，我和張先生約定，在紀念北大校慶10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就此題目作一個聯合發言，他講前半段，我講后半段，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和張先生合寫了一篇文章《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和綜合創新》，發表在1997年5月出的《教學與研究》第5期上，《新華文摘》1997年第8期作了轉載，並且作為重點文章上了封面。

    從此，我經常考慮的一個主要的學術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繼承發展張岱年先生倡導的多元文化綜合創新論呢？

    我時常想起《史記》最后的畫龍點睛，《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來講自己為什麼寫《史記》的一段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迄今為止，我決計抓住三個典型，寫出了“文化哲學三部曲”，來闡發張先生首倡的多元文化綜合創新論：

    第一個典型是龍，借2002年是龍年之機，我發表了學術專著《中國龍的新發現》（北大出版社）﹔

    第二個典型是中華文明，2002年我發表了《中華文明論》三卷本（黑龍江教育出版社），這部書的副標題就是“多元文化綜合創新哲學”﹔

    第三個典型就是北京文化，張先生恰恰也是北京生人，他首倡的多元文化綜合創新論，與北京文化精神，是高度內在契合的。

    孔老夫子等中國人講，“守孝三年”﹔在張先生走后的三年多時間裡，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北京魅力》的寫作。

    我想把這部精心寫作的新著，獻給2008年北京奧運，也獻給張岱年先生在天之靈……

    這是我交給張先生的一份答卷，也是獻給養育我們的北京父老鄉親的一份答卷。

    正是這七大機緣匯總到一起，形成一股強大動力，促使我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一定要寫出《北京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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